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化解这一矛盾,从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提出了一个要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条件。
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建设引领型全球城市,广州必须引领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集聚。全球化时代,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全球化“融智”和全球化“融资”,通过全球化“融智”实现全球化“融资”。
一是追寻企业家。当前全球进入新重商主义时代,不同于旧重商主义的顺差情结,各发达经济体都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竞争。各发达国家供给侧政策的核心是竞争追寻企业家。这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广州追寻企业家,需要创新思维:既要看产值,又要看估值。招商引资,往往只看产值,但从动态视角看,估值至关重要。高估值企业,有很大的可能从独角兽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广州可以建立国际性智力精英的人力资源贮备库,虽在广州,但要追踪全球,做到及时了解国际上特定领域领军人物及其团队的基本信息,便于沟通与联系,不求所在,但求所用。
二是引导企业设立离岸创新中心。广州应引领拓展企业家的国际化能力,这是“补短板”的关键着力点。外部引进和内部提升,是拓展企业家国际化能力的重要路径。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或海外留学经历的企业家,具备无障碍国际专业交流的能力,是引进的主要对象。应拓展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提升企业家全球组织生产要素的能力,全力追求国际技术前沿并进行产业化,探索离岸创新中心建设。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即离岸创新中心,可以利用获取境外创新资源和智力支持,侧重于立足市场需求的应用技术开发和转移;为了与国际专利标准接轨,按照国际标准申请专利,以便未来应对知识产权争议。新时代的一个趋势是,早进入国际市场,早受益。基于此,广州应率先顺应“产业竞争将由企业间竞争和产业链间竞争转向产业生态系统间的竞争”产业转型趋势,基于全球化视野,培育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系统,推动创新密集型产业发展。
三是培育开放性数字技术产业工人体系。未来数字技术产业工人,将是最稀缺的资源。广州应率先而为,从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的劳动人员开始着手。这一群体一般由在科学、工程学和数学领域具有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劳动力组成。广州应利用高校集群优势和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势,率先而为,把高技术产业工人培育成中等收入者,要重新塑造新产业工人身份。
四是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开放性产业共享体系建设。利用财政手段或股权投入方式支持企业建设对社会开放的实验室、检测室、大型行业设备等。政企合作,企业运营。企业实验室、研究院、培训学院、博士后工作站、检测中心、检测设备、试验设备等,往往是企业供给,提供有偿服务。其实质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用权市场化流动。鼓励行业领先企业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验室,以龙头企业为主、政府提供支持的方式建立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相对公共的实验室,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利润分配的体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