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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他只是想活着，犯了什么罪。”
近日，电影《我不是药神》火遍网络。男主人公程勇从“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转变到“（就卖）500，（差价）剩下的我来补。”完成了以“辛德勒名单”式的自我的救赎，为大量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带了生的希望。
走出电影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整件事情到底是谁出了问题，换句宗教里面的话就是“谁有罪”。
是程勇么？虽说他前面卖仿制药是为了改善生计，但是他最后可是为了病人在做赔本买卖啊。况且，那么多病人吃了他代购的仿制药，延续了生命，不应是他有“罪”。
是政府么？没有司法人员的判别，没有检察机关的公诉，没有警务人员的执法，法律的尊严如何得以维护？法律条文有何一纸空文有何区别？有一次情大于法的先例，就会有无数次通过权力、资本、舆论制造的法外地带。因此，法律必须遵守，所以他们也是没有“罪”的。
是法律么？没有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又有谁来保护研发者的心血。其他领域笔者不是很了解，但在国产电子软件上，多少优秀的公司、优秀的研发人员，因为知识产权的不得保护，而丧失了对新技术的探索和研发。因此，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又有谁来研制这个抗癌药物？甚至，科学研究没有了动力，社会还如何进步？人类文明如何延续？
是药品公司么？研发是需要经费的，有经费投入就要有利润回报。商人都是盈利的，如果让抗癌药研制出来，但又不商人允许盈利，那还有谁来为研发投入经费？
这样看来，到底是谁的葫芦出了问题？总不能怪罪于病人自己吧。
马克思告诉我们：“量变是逐渐变化的，突破了某界限，便成了质变，这个界限就叫度。”
同样是卖仿制药，“程勇”拥有“群众基础”，没有人愿意揭发他，因为他赚的少，病人和利润可以平衡。但是另一个假药贩子“张长林”，缺大肆提高售价，将使仿制药也让病人无法负担，打破了病人生存和药瓶利润的天平，突破了那个“度”，所以无法进行下去。
可以看出，这个“度”就是人性的贪婪边缘，它触及病人和药品利润的平衡界限。
因此，笔者认为，有罪的是药品公司的利润制定者（机构）。研发需要经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药品一开始需要回本的时候，卖贵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等研发成本回笼以后，还卖如此之贵，利润之高（因为仿制药卖的很便宜，所以推测出制药成本很便宜。），就是没有将人性贪婪的度把握好。剩余价值的增殖成为了填充资本家欲望黑洞的物质。
药没有错，葫芦也没有错。药神有没有错，我不好评判，但主人公的挽救生命的侠肝义胆是肯定没有错的。希望法律给予这样的社会英雄更多鼓励性的保护，而不是出于无奈的“谅解”。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想做就能做到的，没有合法性的提案、程序，倘若越过了现有法律的底线，只会让权力寻租找到门道，让资本控制找到方向，让真正的弱势群体付出更为惨烈代价。
想多说一句的是，电影中在印度出现貌似“药神”的神像，一手拿着刀，一手提着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