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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要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需要有多高的收入——年收入10万元、20万元还是30万元？
现实问题是，通往中等收入群体的路上，有多座大山横在面前：户籍、房产、子女教育等，每一座都在拉远我们和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距离，中等收入群体的门槛也在无形中被推高。
金钱容易衡量，获得感不易寻找。在中等收入群体身上，我们不应只看到苍白的银行卡中的数字，而应该是能否有一种闲庭信步的心态，能否有“日扶瑶琴听音”的惬意，能否体现出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显然又有着深远的意义。在上月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策，推进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已越来越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就此话题，《每日经济新闻》寻找样本，访问专家，对比今夕，参考海外，试图通过这组报道管中窥豹，一探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之路。
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需要发展起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走向发达的经验。
5月1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六个必须”，以致力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可以预见，未来将有一大批低收入群体跻身中等收入群体。而当前，是否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如果仅用个人收入一项指标来衡量，或许有失偏颇。实际上，户籍、房产、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指标，都会对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划分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白领、公务员、企业主等多个群体进行样本调查，试图呈现出不同行业中等收入群体的感受差异。
农民有望成中等收入群体主力
习近平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对于中央如此浓墨重彩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常兴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国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和战略安排。
常兴华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和增强社会稳定。
常兴华建议，依托六个“必须”，从发展战略角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应从以下方面做起：首先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动实现经济转型；其次，保证就业稳定，推动劳动收入稳定增长；再次，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做足中等收入群体增量；最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能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橄榄型社会结构将开始初步形成。”常兴华说。
据了解，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80%以上人口集中在城镇。很大程度上，推进城镇化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经验也证明，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
为此，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农村人口尤其是占全部人口20%~30%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应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人口来源。”
户籍、房产等垒高中等收入门槛
“我觉得在北京的话，家庭年收入至少得40万元以上，或者说个人年收入至少得接近30万元，这样才能算是中等收入群体吧。”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等收入群体时，在北京多年从事IT行业的白领董鑫报出了自己心目中对中等收入群体门槛的判断。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出生在南方某城市的董鑫，在北京找到了自己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企科技公司做研发。随着资历加深、经验积累、能力提升，董鑫的工资也在稳步上涨。他告诉记者，现在年薪过20万元，但感觉只是温饱有余，离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定的距离。
“并不是我矫情，而是确实感觉自己压力很大。”初为人父的董鑫解释说，现在租住的两居室每个月仅房租就要花5000多元，如果今后孩子在北京上学的话，肯定要在北京买房，所以这几年正拼命多赚钱。
实际上，董鑫也说出了很多在北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士心声。按照北京就近入学的政策，对于非京籍人员是否在北京有房产并没有限制，但记者了解到，从报名上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差异。一些公立幼儿园就要求按批次报名，无房的非京籍人员子女一般都是划在最后一批次。
“户口和房产是自己奋斗的两个目标，第一步需要解决的是买房问题，看看北京这边孩子上学的政策如何，不行的话，只能让小孩回老家上学了。”董鑫说。
孩子已经接近上学年龄的刘峰最近刚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我们夫妻都不是北京户口，之所以买房就是为了让孩子尽可能去公立学校就读，我周围有小孩的朋友基本上都买了房子。”
对于感觉是否已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之列，刘峰称，自己年收入20万元左右，买房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每个月还要还房贷，生活压力很大，肯定不能算是中等收入群体。
201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最高，年收入为25.6万元，其次是上海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为21.98万元，广州的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相对较低，为17万元。
但记者同时也采访了多位有房且无房贷的北京本地白领，他们普遍感觉经济压力并不大，一些年收入远低于25.6万元的人员甚至认为，即便自己算不上中等收入群体，但自己现在过着的却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
企业主感受财富增长压力
2003年，张浩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就职于某建筑类大型企业。十年后，感受到企业的发展后劲乏力，张浩选择自己单干，在北京创立了一家建筑类企业。
张浩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做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年薪大概在几十万元，后来整个行业发展状况不好，导致个人收入急剧下降，有一年个人收入最大头的绩效奖金总数还不如往年发绩效奖金时缴纳的税款多。
“2013年正值建筑类产品升级，感觉此前企业的产品寿命接近尾声，加上我在行业内也积累了很多资源，所以就选择自己创业。”张浩说，现在自己账面上的工资不高，但是算上公司收益的话，肯定比以前的收入要高。
收入增加带来的是压力增大，从打工者变成创业者，对心理上压力的变化感受得自然更为清晰。
张浩介绍，以前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日子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除了领取工资外，各种消费都可以报销，公司还能提供住房补贴等各种福利。自己创业后，每个月都要给员工发工资，有应收账款要收，每天的订单要有一定的保证，和以前相比压力自然更大。
“现在做企业的环境并不是很好，比如我们经营企业每年投入的钱所换回来的收益，还没有别人投资房地产换回来的收益大。再加上融资上的压力，企业并不好做。”张浩认为，宏观政策对建筑行业的影响很大，自己不断研究国家宏观政策，努力对公司的产品进行调整，力求升级换代。即使这样，他对自己未来财富的增长依然有些担忧，感觉自己财富增长的空间正在压缩。
不过，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企业主对于压力的感受可能会有不同。
从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几年时间里，钱国军在位于中部某市的老家经营起了一家不错的生产加工企业，企业员工从十几个人发展到百余人。
钱国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虽然现在全国制造业整体日子不好过，但自己的企业一直推进转型，迎合市场需求做产品升级，因此仍在稳步发展中。
“我们和同行之间的沟通、学习比较频繁，寻求企业的创新发展。”钱国军认为，自己做企业会有压力，但对企业也会有更大的支配权，比较而言，幸福感会更强一些。相对于当地的物价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自己的收益也相对可观。
工资高不如单位分套房
近日，北京市人保局、市统计局披露，2015年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为85038元，比上年增长9.64%，月平均工资为7086元。
2013年，研究生刚一毕业的宋文就顺利进入北京一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了她的白领生涯。每月工资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仍能达到12000多元，不管是按收入标准还是职业类型，宋文都可算得上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然而，她却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吐露心中的纠结：“我每月房租就需要开支2000多元，还有一大堆水费、电费、网费、车费，再算上平时吃饭、聚会，每月3000元左右结余已经相当不错了。偶尔旅游一下，但也只敢在国内转转。想到以后要还房贷和照顾家庭，压力还是挺大。”
与宋文有些不同，同样在2013年研究生毕业的李晓军当年就考取了中央部委的公务员，他更关心的是他在单位分房名单上的位置。
李晓军目前仍是科员级别，通常每月基本工资有6100元、加班费约300元，另外节假日单位会发200元购物券。
虽然工资尚不及北京市平均水平，但李晓军的压力并不比宋文大。他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算了生活账：“首先是不用租房，我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每月至少能省下1500元，而且单位宿舍离办公室很近，免除了上下班挤地铁的困扰。另外，吃饭在单位机关食堂，一天只需花6元钱，每月至少比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朋友少花七八百元。”
但李晓军也有自己烦恼，“过两年结婚了，总不能再住单位宿舍；单位食堂吃饭便宜，总不能拖家带口一起去吃。”
唯一让李晓军期待的就是单位的配售房。所谓配售房，是指按照政府确定的销售价格购买，售价远低于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但是配售房没有房产证，只能供购买者本人和家庭居住，不能在市场上买卖。
李晓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目前单位配售房价格大概在每平方米八九千元，与北京每平方米三四万的商品房相比，就算是最大的福利了。
但是李晓军坦言，要排队多长时间才能分到房自己心里也没底。“运气好的话能有几套配售房分到单位，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几年都不会有一套，但我们单位就有两三百人排队，而且每年新招录的人远多于可能存在的配售房。”
当被问及是否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李晓军满脸疑惑，“普通公务员怎么能是中等收入人群，顶多算中低收入。局级领导工资能过万，我觉得他们才算中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