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让高校科研更多体现“社会温度”

　　日前揭晓的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113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三大奖通用项目185项，占比达82.6%，充分说明了高校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

　　但是，就总体而言，高校科研的“社会透明度”仍然不够高。对于企业而言，不太清楚高校正在开展什么科研，形成了什么成果，如何对接；对于公众而言，不明白高校科研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是否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于政府而言，不清楚高校科研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到底还有多大潜力，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高校一方面应着力完善社会需求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机制，另一方面应进一步优化成果信息的社会表达机制，以此推动原创系统和转化系统更有效运转，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联系和互动起来。如今，上海信息基础设施的能级逐步提升，高校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研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将这些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和改善社会治理的现实动力，高校应与政府、企业加强合作，面向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需求，构建更丰富的社会应用场景，切实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除了担当科技创新“发动机”和“加速器”的角色外，高校科研在经济社会发生较大波动时还可以发挥“方向盘”和“稳定器”的作用。这就需要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精准预测和判断，针对特定的问题领域，厘清发展思路，制订行动方案，并不断推动形成社会共识。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对于上海来说，改革开放再出发，加快增强城市核心功能，形成能够直面全球竞争的战略优势，并带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同样需要破解一系列难题。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高校应着重发挥三方面的作用：一要做实学术研究，筑理论之厚基，破思想之迷雾，发时代之先声，促社会之共识；二要做实社会调查，体民间之冷暖，察社会之喜忧，辨问题之缓急，诊症结之所在；三要做实建言献策，急企业之所急，呼民众之所求，提可行之方略，解发展之困局。

　　高校科研还要尽可能贴近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需求，就近展现自己的创新活力、技术能力和经济驱动力。杨浦区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就是典型的案例之一。一直以来，同济大学等高校与地方政府及周边企业紧密联动，融合发展，推动了区域内知识型服务业的快速集聚，3000多家科技型企业，近40000名员工，造就了400亿的产出规模，践行了同济大学“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发展理念，同时也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强劲发展。另一方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设计创意学院等23个学院和部门与所在四平街道合作，启动项目223个，在城市“微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区域化党建、“睦邻家园”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通过这种方式，高校优质资源溢出到社区，提升了高校科研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相关度，社区居民真切感受到来自大学的人文情怀和技术温度。

　　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云谲波诡，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迭代速度明显加快，并推动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高校作为社会发展的思想库、知识源、人才重镇和创新引擎，理应承担更高历史使命，发挥更大作用，也更多体现“社会温度”。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