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把握战略机遇 深化四项改革

　　面对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当用好四种力量：开放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业家的力量，这是国际经济发展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而四种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障则是深化四项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供给侧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研判。

　　在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方向的时刻，研判比实干更重要。只有弄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主客观环境、发展因素与约束条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利用优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有所作为。为此，我想针对“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

　　认清世界发展四大规律把握重要战略机遇

　　“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提法是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做出的。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的前二十年对我国发展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回望历史，我国确实在21世纪初叶，充分利用了国内外的有利环境，把握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的宝贵机会，实现了快速发展。2002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54万亿；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GDP增速10.56%；GDP排名从全球第六位上升全球第二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110美元增长到5940美元，完成了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21世纪前二十年即将进入尾声，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中把握时代赋予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是当下需要冷静思考并清醒认识的重大问题。伴随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科技发展新突破不断涌现，全球治理体系地位不断提升，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我认为，以下四大客观的世界发展规律，为我们研判当前形势，把握未来重要战略机遇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一是大国演进规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不同的世界性强国。这些强国的共同点是：都遇到了比较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不同时期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都在崛起过程中遭遇到强劲的对手，其中不乏各种冲突与战争。当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愿意与中国开展紧密合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中国的崛起难免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平衡，触碰大国利益。妥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将减少我国的发展的阻力与障碍。我认为，在利用大国形象的有利地位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通过对话沟通、互利共赢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处理好内部张力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议题。

　　二是科技发展规律。在人类进入到信息社会，科技发展呈现三个重要特征：从科学原理和规律的探索、揭示，到产业化之间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科技发展速度的数量级明显提升，技术迭代加速。在一些特定领域，如信息技术领域，还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态势。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研发能力和科研环境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但是在科技发展规律的作用下，我国完全有可能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如果说，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这个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若抓住这一重要战略发展机会，我国极有可能在全球通信领域的技术高地取得一定优势，成为国际通信技术新标准和规则的参与或制定者，并推动世界技术的变革。

　　三是风险演化规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方面，日益扩大的互联互通给商品、资本、技术等在全球的流动带来便利，极大地提升了价值创造的规模和速度；另一方面，风险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交互影响越来越深，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任何一隅的问题，都可能演变为全局甚至全球性问题。中国经济已嵌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中，在享受全球化贸易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输入性风险。我国在当下需要格外强化对国际经贸风险的预警与应对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充分享用全球化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防止风险的积累和蔓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打击。

　　四是人口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类的预期寿命会越来越长。人口老龄化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成就，也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一个挑战。人口红利是过去几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出现了适龄劳动人口的短缺，给一些行业和领域造成了不利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3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可能减少1.7亿。中国将面临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适龄劳动力的短缺、老龄化的加剧，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但如果应对得当，也可以化“危”为“机”。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为数字自动化生产等新一代生产技术的革新留出了空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产业，包括康养产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护理等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撬动并将持续开发出许多新的商机。我们可以很好地顺应和运用规律。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银发经济”应当成为国家战略发展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大国演进规律、科技发展规律、风险演化规律和人口发展规律为中国的发展设定了宏观背景。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世界格局与人们的认知也发生了三个重要而深刻的变化。一是世界对我们的认知：中国是崛起的大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也正因为此，国际上一些错误的说法和论调也不时出现，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干扰。二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虽然曲折不断，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中国有责任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更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渐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随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国民也变得越来越有底气和自信，但有时也出现了一些困扰。

　　用好四种力量深化四项改革

　　面对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当用好四种力量：开放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业家的力量，这是国际经济发展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而四种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障则是深化四项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供给侧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

　　首先，政府自身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但时至今日，政府越位、缺位、错位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当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强调“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政府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绝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时，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市场中拼搏的不易与无奈。政府诚信是一个社会诚信的基础，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改革的步伐，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平等保护产权、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提供高效服务、从战略高度上配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其次，供给侧改革。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中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因为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供给方或者需求方成为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需要深究的是，为什么有效供给长期不足、无效供给严重过剩？为什么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为什么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为什么产业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我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关键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因此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自身改革。只有政府改革取得实效，“供给侧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再次，科技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在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工业基础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我国存在明显的短板”（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院士语）。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科研申报制度、评价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转化制度等都存在不足与缺陷。政府在科技项目监管等微观管理上介入过多过细，影响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自主决策，导致原创能力偏低；科技资源配置和管理体制不顺，跨机构、跨地区的开放共享不足，利用效率低下，闲置现象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率处在较低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上下功夫，决不能让改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大力减除行政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

　　希望这些措施都能真正得到落实，由此为科技人员提供安心科学研究的环境，让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加快高新技术的研发，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最后，所有制改革。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一就是破除“国有经济崇拜”，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但在实践中，总有反复，总有动摇。特别是前不久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怀疑甚至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引发了一些思想混乱，冲击了市场的预期。实践证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但有利于各种所有制主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且能够有力促进资本国际间流动，加快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并为市场决定作用的发挥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

　　深化包括上述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我们就能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制度红利、科技红利和企业家红利，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有利时机和条件，而这一切都应当是以改革的终极目标为出发点和实现条件。

　　41年前，中国共产党启动了改革开放这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实验。改革是民众的事业，如果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改革激情、首创精神和积极参与，改革也不会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民生决定民心、民心聚集民力。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对更高生活质量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强烈意愿和要求，人民参与改革的热情将会下降，由此加大改革的难度，遑论改革红利的释放。

　　由此来看，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我们还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对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以制度来保障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有机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