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加速国企创新发展

　　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国际竞争焦点已从单一科技创新转向基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整合创新能力。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对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思想、实现创新引领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基于整合式创新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提出高效开放协同的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框架，并结合多个国有企业创新发展案例，提炼出建设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国企创新发展的六大典型路径，为全面提升国家创新系统效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创新型国有企业提供重要理论与政策参考。

　　加快建设和完善新型国家创新系统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国有企业肩负着加快国民经济转型、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竞争、共建美好世界的重要使命。在全球创新格局重大变革、国际经贸关系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加快建设和完善新型国家创新系统，加速国有企业创新转型，成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和推动全球创新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中国亟须建设符合国情和创新发展战略的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加快国有企业创新发展步伐，一方面强化国企提升创新效率和创新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发展使命，另一方面助力国企更有效地践行国家战略这一社会使命，以国企创新发展推进创新引领发展战略落地，进一步实现国企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创共赢，从而助推中国产业转型、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和跨国创新竞合步伐、参与全球创新治理，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与国企创新发展的典型路径

　　第一条路径：战略与制度创新引领重大攻关。

　　建设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国有企业创新发展，战略与制度创新引领重大攻关、推动高附加制造产业集群崛起是首选路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国之重器则是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脊梁，但是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须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方能匠心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起步于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创新，而战略与制度创新更是引领重大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创新文化和生态的根本保障。中国航天、大型客机、中国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国之重器的打造和世界级工程技术的突破，均离不开中国特色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以被誉为“制造业的皇冠”和“现代制造业的一颗明珠”的大型客机为例。高技术、超复杂性、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等特征，使得民机研发制造能力成为一个国家航空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为推动大飞机研发制造能力的突破，中国于2010年底批准立项了我国首个大型客机重大专项标准化示范项目，并由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商飞公司作为项目主体，统筹联合各方力量推进以C919大型客机为代表的民机核心技术攻关。2017年5月5日，历时7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喷气式大型客机C919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研发制造大型客机能力的国家之一，打破了少数制造商对民航客机市场的长期垄断，更为中国大飞机产业链和产业创新集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高附加制造生态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全面带动和示范效应。

　　第二条路径：基于科学的创新转型。

　　随着生命科学、新材料、量子通信和相关产业的崛起，科学对创新的杠杆效应日益显著。基于科学的创新是实现基础性、重大性和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技术持续产生、扩散应用的知识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于工程技术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甚至在跨海大桥、深海钻探、高铁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在诸如生命科学、化学等基于科学的创新和相关产业领域，中国一直处于落后和跟随地位。基于科学的创新，是实现产业升级和驱动企业、经济持续转型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国有经济提升科技创新效率、迈向世界级创新领军者的必由之路。

　　以中化集团“科学至上”的创新转型为例。中化集团在2016年5月召开战略研讨会，确立了建设创新型石油化工企业的战略，并重组集团的业务板块和职能部门，继而实施一系列旨在促进创新转型的措施，阶段性效果显著，中化在世界500强的排名从2017年的第143位，上升到2018年的第98位。但是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回顾集团5年发展时，客观而冷静地意识到，虽然中化创新战略有了初步效果，但很多产品和技术创新并没有真正推动业务上的行动，中化面临着“无核心竞争力、无技术优势、增长乏力、可能走向平庸”等重大挑战，无论是产品还是业务均需要加快基于科学的创新转型。对此，宁高宁在2018年3月发布一篇题为《科学至上——In Science We Trust 关于中化集团全面转型为科学技术驱动的创新平台公司的报告》的万字长文，系统阐述中化转型的背景、目标和方法论。紧接着，中化集团于4月份通过《中化集团关于深化改革全面转型为科技驱动的创新平台公司的决定》，正式拉开中国能源化工领域典型国企基于科学的创新转型的序幕，提出“科学技术驱动的创新型企业”的集团层面转型目标。

　　以中化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转型，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转型的有益探索，将有助于国有企业全面提升主营业务的产业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成就“行业领先、受人尊敬”的创新型公司，更有效承担企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双重使命。

　　第三条路径：高密度研发驱动自主可控。

　　企业核心能力的构建离不开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更离不开高密度的研发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承担着关键核心技术上突破国际封锁和实现自主可控、可靠的重要责任。能否坚定自主研发、自主制造之路，决定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影响力，也决定着中国企业在对外开放新阶段能否取得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

　　从一个年产值不到2000万元的珠海市小厂，到如今成为多元化、国际化的工业集团，格力“趟”出了一条国有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世界级“冠军”企业的创新之路。一系列“冠军”荣誉的背后，是格力研发经费“按需投入，不设上限”为代表的高密度研发驱动技术自主可控之路。自2010年提出“格力，掌握核心科技”以来，格力持续加大在空调压缩机和智能装备等方面的投入，以质量管理促创新管理，构建具有长远生命力的自主研发创新体系；于2014年提出“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的目标，贯彻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助力美丽中国，并于2015年提出“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致力于通过自主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和世界影响力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格力持续保持高研发投入，坚持自主培养人才，相继成立12个研究院、74个研究所和929个实验室，仅2017年研发投入就达到57亿元。

　　持续的自主研发和自主人才培养，匹配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完美质量技术创新管理，确保了格力电器在全球市场的持续竞争力和绩效提升。

　　第四条路径：产学研用融合提升集群协同。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充分调动国家创新生态体系内部各个创新主体积极性、高效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以最大化创新效率的必由之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拥有丰富的科研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创新资源，也拥有大规模的创新平台，但是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科研与市场结合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率仍然滞后于发达国家，产学研协同效率亟须提高。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规模偏小，合作层次有待提高。国有企业在产学研用融合提升方面的探索，将会大大促进新型国家创新生态建设，进而加速国有企业集群式创新崛起。

　　以中国中车为例，中车的创新发展是中国高铁产业崛起的缩影。中车响应国家中长期铁路发展规划战略，以产学研用融合的集群式协同创新推动自主创新、开放式创新，正在从自主走向全产业链和全球化整合。围绕轨道交通制造业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项目研发，中车构建了“开放、协同、一体化、全球布局”的科技创新体系，整合国内外4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70多家产业链单位、60多个国家级技术平台、多家国家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以及15家海外研发中心，形成集群协同的优势，不但成功研制出以“复兴号”动车组为代表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全系列谱系化产品系列，将中国轨道交通制造业推进至全面标准化、自主化阶段，也联合科技部、青岛市共建中国首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正在稳步迈向国际化、专业化的新阶段。

　　中国中车和轨道交通领域的产学研用集群协同创新之路，对进一步组建国家级产业协同联盟，推动以国有企业为引领、民营企业全面参与的开放协同创新平台，也有重要启发，将有助于实现中国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战略领域的快速崛起和持续创新。

　　第五条路径：“互联网+”新技术应用加速生态转型。

　　互联网是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制造的重要载体。“互联网+”战略不仅仅是新兴产业和新创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更是传统企业尤其是国有经济从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重要路径。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纳米科技、边缘计算、生物科技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挑战传统业务模式和市场格局的同时，也为国有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技术机遇。“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依托，将充分释放国有企业的规模优势，将资源优势、人力资本存量优势转化为网络协同优势和生态扩张优势，加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平台化、生态化转型，进而整合行业、区域创新资源，赋能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

　　以徐工集团为例，成立于1989年的徐工集团，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工厂，跨越式发展成为连续29年保持工程机械行业中国第一，并跻身世界前十的世界级制造业企业，其创新发展的亮点就是“互联网+”新技术应用的模式。徐工集团的信息化提升和“互联网+”应用在业内起步较早，徐工通过服务云、管理云、信息云的“三云协同”打造的“信息化引擎”，有效支撑了集团技术知识体系和管理知识体系的建设和融合发展。自2014年起，徐工信息化团队升级成立徐工信息公司，将徐工集团的制造技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经验以及物联网探索经验整合，搭建Xrea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道路机械行业首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志着徐工集团正式从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阶段，向产业跃升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升级。徐工信息在智能产品、智能服务和全生命周期等多种场景的探索和应用，将进一步助推智能制造和行业创新生态的快速发展。

　　第六条路径：开放与整合并进升级全球创新影响力。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必然要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既要通过开放，推动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走出去”，更要进一步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配置，构筑跨区域和跨国协同的优势，加快中国品牌和中国管理思想“走出去”。国有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通过开放与整合并进升级全球创新影响力，既有助于培育企业冠军产品、寻求新的增长点，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也能有效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多边合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外合作共赢。

　　与深圳特区同龄的中集集团，是开放与整合并进升级全球创新影响力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二家中欧合资企业，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加上30多年的全球化开放——整合探索，助力中集集团自1980年成立以来快速发展壮大，成为在全球拥有超过20项明星产品、在20多个细分设备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世界第一的企业。“贴近客户，全球运营，地方智慧”的商业智慧也贯穿在中集集团走向全球的全过程。中集集团这一全球创新生态体系中，有分布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研发中心以及120多家制造基地，以及300多家成员企业，以欧美为主的海外实体企业40多家，海外员工超过6000名，在车辆、能化、空港等主营业务领域实现60%海外销售、40%海外制造，更取得了以全球最先进的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一号”为代表的世界级创新突破。

　　中集集团的探索表明，以开放和并购进入新区域和新业务领域，获取新市场和新技术，以自身科研能力和管理变革整合全球资源，形成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双轮驱动模式，加速科技创新整合能力和全球影响力，是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通过开放协同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面对更加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冲击与挑战，必须调整发展战略，从摸着石头过河，迈向基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的整合模式，加速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对此，需要依托整合式创新和创新生态系统等国家和企业发展的新理论，通过开放协同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优化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应用。

　　在加速国企创新发展的具体路径方面，首要选择是通过国家战略和制度创新引领重大攻关，鼓励国有企业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转型，在重要领域坚持高密度研发实现自主可控，借助产学研用融合提升集群协同，运用“互联网+”新技术应用加速生态转型，并兼顾开放与整合升级全球创新影响力。

　　展望未来，针对国有企业创新发展，需要扎根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逻辑，整合国企创新发展的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管理哲学相融合，赋能国有企业可持续创新。具体实践中，需要将新技术应用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充分平衡渐进性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坚持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之路，通过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来提升生产效率，与民营企业相辅相成、高度协作，实现双轮驱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加速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实现科技创新强国，战略转型是关键。科技创新战略必须从跟随到引领，立足战略转型，立足技术创新链的完整和核心能力的提升、立足核心技术的充分占有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从引进集成上升到自主原创，从简单开放走向基于自主的整合。为持续推动重大核心技术突破，建议科学配置专注于提升整合创新能力的研究体系——成立高附加制造和整合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与由央企为主导建设的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大科学中心形成“铁三角”的支撑布局；科研院校和企业形成科技创新“双引擎”，布局和共建一批颠覆性技术研究院，专注于战略级、高风险和长周期的基础性研究项目。瞄准战略领域、新兴交叉、前沿和薄弱学科以及重大问题，按比例保障基础性科研经费投入，补“弱”增“强”，以战略视野和顶层设计作为引领，形成面向核心技术创新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金融-中介-市场”整合式创新生态体系。

　　（作者陈劲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尹西明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