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日前呼吁亚洲开发银行减少向中国等已发展到不再需要金融援助的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独有偶,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新任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此前也表示世行应停止对华贷款。这种认为富裕的中国应该“提前毕业”了,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的声音,为何在此时一起涌来?
从表面原因看是中国不缺资金。的确,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2018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30727亿美元。但很多人没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自身财力紧张、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承担国际责任,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而且,2013至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
从深层次原因看是遏制中国发展。美国正竭力在世行和WTO这两大全球治理框架内,否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其用意是使中国不仅不能再沾发展中国家的光,而且需要履行“发达国家”义务。在WTO框架下,近两年来美日等接连发表5份联合声明,内容之一就是提议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让“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或明或暗地针对中国。在世行系统内,美国一直反对将钱贷给外汇储备达数万亿美元的竞争对手;2018年,在美国的压力和协调下世行提高了对华贷款利率,并减少对华贷款。
30多年来,世行贷款项目涉及我国国民经济的诸多部门,遍及我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支持我国建设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在改革开放初期,世行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总体而言,虽然世行贷款总额只占我国经济运行所用资金总额的极少部分,停止对华贷款至少在如下两方面对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首先,影响我国的发展进程。1980年以来,世行一直根据我国发展战略变化不断调整其贷款战略,然而扶贫与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其扶持重点。1995年以后,世行贷款向环保项目倾斜,且呈现了由沿海向内陆、由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的格局。2006年以来,世行增加了向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2017财年,世行为我国16个项目提供了贷款,总金额达24.7亿美元。2018财年,我国共有4个新增或追加项目获得世行贷款,总金额约为4.03亿美元。世行和亚行停止对华贷款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脱贫攻坚、环保、区域协调、共享等发展战略的推进进程。
其次,示范效应将不复存在。近30年来,世行贷款大都用于对经济和社会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影响,但是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私人投资不太愿意进入的部门和领域。世行的贷款项目对私人投资和其他多边机构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世行贷款通过对公共部门的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激发投资信心,直接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进入相关领域。
面对美日方面在世行、亚行发出“中国应提前毕业”的声音,我们该如何应对?
第一,应据理力争,表明严正态度。世行作为全球多边发展机构,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世行不应成为服务于某国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应是为提升全球民众经济环境和各国发展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任何违背世行宗旨和原则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离“发达国家”的标准依然很远。2018年我国人均GDP约9000美元,排在世界70位左右,相当于OECD平均水平的23%左右,贫困线标准不足美国的10%。世行设定的以人均GDP6895美元为贷款“毕业线”完全不合理,应该联合其他国家表示反对并据理力争。
第二,探索多样化和多渠道的融资方式。中国区域经济差距非常大,脱贫、环保、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仍然需要大量资金,因此,积极争取并有效利用世行贷款十分重要。同时,也需要积极探索与其他发展金融组织开展更有效、更多样化的援助合作。
第三,重视世行对我国的技术援助和政策建议。我们应积极学习、借鉴和吸收世行关于如何改进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减少金融风险、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等问题的国际经验和政策建议。同时,我国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可积极与世行开展多样化的合作。
纵览全球,“先天下之忧而忧”“行天下之正道”的中国在合作发展中受到排挤和打击,这难道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悲哀,是对联合国宪章与世界银行宗旨最大的讽刺?由于世界经济的大环境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让一些国家有了被赶超的焦虑,所以想在自己掌握话语权的国际组织机构中给中国下绊。“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中国的传统思想,那种出于零和思维做出的举动,短期内对中国有影响,长期来看受影响的是全球经济,当然也包括那些国家自己。(作者是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