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票出站”是部门利益最大化

　　李云中国网时事评论员

　　暑期将至，全国铁路即将迎来暑运高峰。近日，成都大二学生小胡下车后发现火车票丢失，出站时被告知需要补票的事件被媒体报道，小胡对火车票实名制提出质疑。实名购买火车票丢失后如何补票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6月19日《北京青年报》）

　　“遗失补票”，几度被告上法庭。2014年底，浙江消保委认为“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规定违法，遂将上海铁路局告上法庭。2015年，长沙消费者何先生乘坐从武汉到长沙的高铁时，因为车票丢失被要求补票和手续费，何先生后将广铁集团告上法庭。当年10月19日，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在现行铁路实行实名制购票情况下，车票不是确认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唯一的凭证，一审判决消费者胜诉。

　　昔日的一刀切“遗失补票”，如今有了“补救方法”。目前，对于乘车前和乘车中丢失火车票，铁路部门给出了相应的补救方法，但是对于下火车后发现车票丢失的情况，由于无法进行确认，目前仍需旅客进行补票。从“一刀切”到区别对待，算是一种进步，但是，这样的补救方法不彻底，只解决了乘车前和乘车中的问题，而拒绝解决“下车后”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上“虎头蛇尾”。恰恰，下车后发现车票丢失往往是大众。“下车后”问题真的无解吗？

　　“补票出站”显然是防止逃票的利器。确实，铁路工作人员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以现在铁路部门的技术手段和核验方式，旅客下车后铁路部门无法确认其是否真的丢失了车票，给逃票留下空间。制度规定不能留下逃票的“可能”，否则会助长少数人逃票。但是，我们不可以将下车后发现车票丢失这种情况全部假设为“逃票预期”，这显然又是“一刀切”思维。其实，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铁路部门的技术手段和核验方式的落伍，而车票丢失甚至是“逃票”只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

　　“补票出站”依然是部门利益最大化，没有做到乘客利益至上。此举，铁路部门不仅利益无损，而且可以收到双倍的票款，对于乘客来讲，正好相反，典型的“零和博弈”。有人称，“遗失补票”是“互联网+”的逆风口。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进入“互联网+”阶段，还在抱着“老皇历”不放，尤其是“互联网+实名制”，通常是可以甄别真实与虚假。只有将乘客利益放在首位，铁路部门抓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形成“正和博弈”，才能破解车票丢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