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全面深度调整阶段。时至今日,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由于总体需求持续不振,2013至2015年,全球贸易一改二战后延续几十年来的大势,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增速低于同期世界GDP平均增速的情况。而危机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余波不断,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并由传统产业向一些新兴领域渗透和蔓延。
随着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回流对全球价值链区位布局调整的影响有所加深。同时,新工业革命引爆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VR等一批新硬件产业发展提速,成为全球竞争新的制高点。在这些新兴领域,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创新的内部化,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价值链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新兴产业也由此开启了深度的垂直一体化,进而带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新一轮整合和重构。
面对后危机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势,现行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难以适应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成员的多元化利益诉求。鉴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局限性,发达国家的实用主义再次占了上风。凭借其掌控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战略能力,美欧等发达国家推出了TPP等高标准、高层级的区域贸易协定,意图在未来全球治理中赢得先机。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G20)一直致力于通过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着力塑造面向行动、面向大众、面向世界的合力。2016年G20峰会由中国主办,如何推动设立能够落实前期峰会成果、切实改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为国际贸易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的议题,本身就是对中国作为主办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度建设能力的一次大考。就目前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强劲的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四大峰会重点议题的推进情况而言,中国日益国际化的视野,以及高度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得以不断彰显,并实现了阶段性突破。其中,在贸易和投资议题方面,杭州G20峰会将进一步聚焦G20安塔利亚峰会有关“包容的全球价值链”的倡导,将协调、包容作为重塑全球价值链规则体系的目标方向。
关于全球价值链包容性的界定,现阶段仍有争议,而对包容性的测度,则至今鲜有被学术界和各国政策制定部门广泛接受的重要成果。一己之见,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至少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微观主体层面来看,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要能够为不同国家、不同规模、不同技术、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接入全球价值链公平而开放的通道,为其扫除开展贸易和投资、进而升级到更高价值链环节的技术壁垒和各种障碍,营造公平竞争、信息畅通的价值链微观生态,并能够充分保障后起国家企业获得合理分工收益,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地位提升的机会;在产业层面,既要理解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生成、改进和优化的客观规律,尊重保护新兴领域领军企业研发创新的成果,也要为传统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打造能够提供多样化就业岗位、共融共生的全球产业系统;而在全球价值链宏观治理和规则体系层面,则要坚定支持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决反对抵制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歧视,加强政策协调和能力建设,完善WTO、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不可否认,全球价值链分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同时也蕴含着整合提升的空间。中国作为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作为G20东道主,应充分发挥主办国在议题设置和合作推进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在增强自身制度性话语权能力的同时,为促使全球贸易尽快走出阴霾,构建更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