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股市场改革,不妨从2015年大牛市说起。
2015年的大牛市有两个全新的特点:一是投资者结构复杂、多元化。随着互联网金融和私募市场的崛起,以及PE与P2P的联手,A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15年中国七大类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总规模达到了93万亿,即便扣除通道业务,也有60万亿至70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资金池”,也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冲击波。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2015年的大牛市是“资金牛”的原因。
另一个新特点是交易方式的杠杆化,融资融券与场外配资交相辉映,极大地放大了沪深交易所的交易量,去年沪深交易所最大日成交额竟然突破了两万亿元大关,而在2015年大牛市展开以前,沪深交易所的最大日成交额从来没有突破过5000亿元,很显然,这是融资融券的杠杆功能导致的。因此,也有人将2015年大牛市称为“杠杆牛”。
不过,2015年大牛市唯一不变的是,照旧短牛、快牛、疯牛,这样的牛市充其量也只能持续一年半载。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市场生态下,A股牛市“短命”的宿命却并未发生改变。这一轮牛市从2014年7月底走出2000点底部开始,2015年6月12日最高冲至5178点,十个半月便宣告了本轮牛市终结,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牛市。
在短暂的疯牛、快牛过后,接下来,我们的股市发生了可怕的踩踏事件,融资融券大量爆仓或强平,连续多个交易日出现“千股跌停”的可怕景象,这就是杠杆牛市带给我们的杠杆熊市,为此,国家展开了最庞大的救市行动,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应该说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反思,反思才有进步的余地。我们发现在反思中,人们纠结或指责比较多的,仍是监管模式、政府监管职责及监管范围。
其实,资本市场监管模式与政府监管职责的设定,主要取决于一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程度。市场化、法治化是基础,国际化是更高要求。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去行政化”就越有成效;相反,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越要严加管制。
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三大主线,从尚福林到郭树清再到肖钢,三任证监会主席都强调了“三化”改革的一致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的各项改革也是紧紧围绕这一主线索而展开的,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成就,为资本市场的下一步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注册制改革及证券法修订,应该是我国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进程中的两座重要的里程碑。
因此,加速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排除干扰与阻力,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仍是当前中国A股市场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