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买药”戳中药价谈判软肋

　　今年5月，国家卫计委公布首批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包括慢性乙肝一线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在内的3种药品价格降幅均超过50%。然而，目前仅14个省份积极响应，多省人社部门称要“等待上级部门指示”，导致这3种药品价格在不同省份相差巨大，出现患者跨省买药现象。（7月28日《南方都市报 》）

　　此次谈判让3种药品价格“腰斩”，效果值得肯定。但由于执行不到位，以至于出现原价与现价并存现象，且由于价格相差巨大，患者即使跨省买药，仍可得到不少实惠。以替诺福韦酯为例，谈判前原价为每瓶1470元，谈判后降到490元，患者每月服用一瓶，月省近千元，跨省买药就成了既现实又无奈的选择。原本是一件大好事，却增加了患者的折腾。

　　在已执行新价的14个省份中，只有新疆将3种药品纳入城镇医保，其他省份均只纳入新农合。这说明，卫生部门在自己管辖的新农合范围内较好地落实了谈判成果，但管理着职工医保和城镇医保的人社部门，对此表现得相对消极。这意味着，新老价格并存不是执行的时间差问题，而与卫生、人社两部门协调不足有关。

　　此现象暴露出药价谈判所面临的几个问题。首先，谁作为代表与药企谈判最合适？药品消耗经由医疗系统，药价也直接影响医院的收益，因此，卫生部门最有资格主导药价谈判。然而，人社部门管理着资金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医保基金，他们才是药品的最大出资方，假如人社部门对卫生部门的谈判结果不买账，医保不予报销，新药价仍难得到落实。

　　其次，以进入医保目录为谈判筹码是否合适？药价谈判秉持“以量换价”思路，而进入医保目录是药品销量的最好保障，一些药企参与谈判，是想通过让利换得进入医保目录的资格。但医保目录有其增减规则和程序，且要坚持“保基本，广覆盖”等原则，还得考虑公平和基金承受力，假如将医保目录当成谈判筹码，容易让医保目录成为原则性不足的一个“筐”。

　　在此次谈判中，卫生部门固然具有谈判权，但谈判若以进入医保目录为前提，则有超越自身权限之嫌。人社部门要对医保基金安全负责，若卫生部门拿回一个谈判结果，要求人社部门纳入医保目录，有些强人所难。

　　若让人社部门也参与到谈判中，似乎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但只要以进入医保目录为谈判筹码，目录就存在“被绑架”的风险。因此即使人社部门参与谈判，也只能将非争议性的药品放行，对于进入目录争议较大的药品，则不能以牺牲原则来换取价格。由于存在这方面的掣肘，人社部门参与谈判的药品种类就会大受限制，成果势必十分有限。

　　可以说，“跨省买药”现象戳中药价谈判中的软肋，但这未必不是好事。此次谈判只涉及3种药品，将来会有更多药品需通过谈判降价。从这次经验来看，只有完善谈判机制，谈判才容易出成果，成果才容易变成现实。具体而言，谈判之前先得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商与配合；但更重要的是，药品销量并非只有医保目录能体现，实际采购量或进口量等指标，都能成为“带量压价”的筹码，谈判与医保目录脱钩更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