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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8月24日，“7·23”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故调查组发布事件调查结果。调查组对事发原因作出如下认定，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在事发前进行了口头告知，发放了“六严禁”告知单，与赵某签订了《自驾车入园游览车损责任协议书》，猛兽区游览沿途设置了明显的警示牌和指示牌，事发后工作开展有序，及时进行了现场处置和救援。结合原因分析，调查组认定“7·23”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8月24日央视新闻）
敬畏规则，莫跌入泛人文主义陷阱
王传涛
应该说，对于一个野生动物园而言，管理方已经做到了目前法律制度规定中所有的一切，如果再让动物园担责，恐怕就是在公然违反和挑战法治精神。
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的生命的重要性，永远没有错，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没有错，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强调人文主义的同时，不能把之前的契约、协议完全撕毁。法治社会里，人文主义精神需要在规则和契约的保护下发扬。当事人违背契约，出现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自己不尊重规则、违背契约精神的表现。
动物园，较之于罹难的家庭，自然并不弱势。但动物园也不能凭空去承担一些责任。同时，我们每一个旁观者，不能因为通过表达出泛人文主义的观点而去表明自己的正确。此案中，当事人违反与自己性命攸关的契约，却还要让别的机构去承担一些过失责任，显然有悖于现代文明。
在事故面前，是按规则办事，还是按人情味办事，将是一个长久化的社会命题。但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之中，制度、法律与契约，是文明的构架与支柱，是必须要尊重的东西，否则，文明就会坍塌，秩序就会混乱，公平就会成为奢望。
“存在问题”与“非安全责任”是否矛盾？
朱昌俊
按照调查结论，动物园在事发前进行了口头告知，发放了“六严禁”告知单，并与赵某签订了《自驾车入园游览车损责任协议书》，猛兽区游览沿途设置了明显的警示牌和指示牌。然而，口头告知与告知单，是否足以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本身就存在疑问。因为它排除了人在特殊情况下出现“非理性”反应的可能。比如调查认定周某见女儿被虎拖走后，救女心切，未遵守严禁下车的规定，施救措施不当，导致其被虎攻击死亡，就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如此紧急情况下，母亲救女，不过是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苛责其未遵守规定，也有违基本的人性。
至于安全协议和规则的设定，也同样是有条件的。不能说在安全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仅仅签订一份“后果自负”的安全协议，就能完全规避管理方的责任。就此而言，要说园方不存在任何责任，恐怕仍值得商榷。
事实上，调查组也指出了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日常管理中员工培训考核制度未完全落实，存在有培训无考核、部分应急演练资料缺失的问题。并对园方的安全保障提出了建议，如需进一步加大对游客的安全宣传力度，提高游客的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园方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野生动物世界内的安全设备设施、日常管理、安全制度、应急救援预案等各方面进行隐患排查，由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有关部门督促整改、参与验收。既然存在如此多的不足与隐患，老虎吃人事件中园方却又完全不存在责任，是否给人矛盾之感？
“协议书”不是老虎伤人的免责书
纪卓瑶
不错，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在事发前进行了口头告知，并发放了“六严禁”告知单，与受害者签订了《自驾车入园游览车损责任协议书》，但“协议书”并不是免责书。《合同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合同中有“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免责条款无效。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与受害者签订的《自驾车入园游览车损责任协议书》本身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更不能成为认定其免责的理由。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且不论事前的“告知”和签订“协议书”是否就是尽责，《旅游法》第七十九条另规定，旅游经营者还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自驾者的车辆只是其个人防护用具，并不能等同于旅游经营者提供的“安全生产条件”。事实上，在老虎出没的险境中，普通车辆也未必就是安全掩体。比如，车辆失控发生事故，车窗损坏或游客被甩出，仍有可能受到老虎的攻击伤害。
野生动物园自驾游究竟应当具备哪些“安全生产条件”？因当下我国尚无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行业标准，最核心的争议就在这里。但不容置疑的是，应该最大限度保证游客生命安全。同是自驾游，杭州野生动物园和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就专门在参观区域和猛兽区之间设有“深沟”和“电网”隔离带。究竟具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才是问题关键，这个问题未取得共识，不能轻易为老虎伤人事件“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