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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平稳，转方式、调结构稳步推进，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如何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按照中央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压力为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为此，《经济日报》记者日前专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围绕当下有关热点话题展开对话。姚景源表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一刻也不能松。
化解当前矛盾不能“硬挺”更不能“苦熬”
■ 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并不是一个短周期，而是一个长周期
■ 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靠“硬挺”“苦熬”跨不过这道坎
记者：我们注意到，最近包括您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周期性或结构性因素都进行过一些分析。但您更强调无论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我们都不能“挺”，也不能“熬”，原因是什么？
姚景源：观察中国经济，要从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入手。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三期叠加”，即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使得整个经济局面变得十分复杂。这种“三期叠加”导致的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最近几年来，我国GDP增速渐次放缓，2013年增速为7.7%，2014年增速为7.3%，2015年增速为6.9%。二是企业利润在下降。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比上年下降2.3%；而且，越是上游的企业，利润下降得越厉害、越明显。三是工业品价格指数连续4年多负增长，不仅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还会有导致“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风险。四是财政收入在下降。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按同口径比较增长仅5.8%，有个别省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一升”则是指潜在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在上升。对于这些问题怎么来判定呢？我觉得有周期性原因，但是主要又不是周期性原因，而是结构性原因，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
首先要认识一下周期性。通俗地说，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就是一种周期。进入冬天必然遇冷，怎么办呢？一般可以采取供热、供暖、空调这些办法。但如果没有这些供热条件，还有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硬挺”或是“苦熬”。与之类似，如果经济遇到单纯的周期性问题，可以用“挺”或“熬”的办法，坐等经济回暖。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释的。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并不是一个短周期，而是一个长周期。从国内看，眼下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不断累加，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四降一升”，都不是短期内靠“硬挺”和“苦熬”就能跨过去的坎。因此，我们必须攻坚克难，直面挑战，加快改革创新，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去解决深层次矛盾。正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那样，我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 新常态下，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更多体现在供给层面和结构性问题上
■ 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问题日益凸显
记者：您谈到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和供给结构错配，这些突出矛盾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究竟构成哪些深层次的制约和挑战？
姚景源：谈到这个问题，先要关注一下经济增长速度。从速度变化看，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我国GDP平均增速约为9.8%，增速位居世界第一。这是与当时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过去，我们没有摆脱贫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所以速度问题至关重要。但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增速换挡是正常现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确定这是个规律后，还要往下分析，为什么中国经济早不换挡晚不换挡，而是这个时候换挡？这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既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互相叠加的严峻挑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更多体现在供给层面，体现在结构性问题上面。
回顾过往，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动力，更多的是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现在一些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长期大量资本和资源投入导致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利润下降，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上升。又如，靠过度依赖资源消耗拉动增长已难以为继。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4.8%，但消耗的一次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22.9%。大量的资源投入使我国的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治理环境污染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再如，人口数量红利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到2015年减少上千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问题日益凸显。首先，农业基础还十分薄弱。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2000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进口粮食仍然超过1亿吨。我国现有2.2亿农民，去年农产品出口700亿美元。荷兰农民数量仅为我国农民数量的千分之一，但去年农产品出口比我国多120亿美元。其次，工业经济大而不强。目前，在国际上统计的440种重要工业品中，中国制造产量第一的产品达281种，但大多停留在数量上。去年，我国汽车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达2400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25%，但主体仍是合资品牌，而合资品牌汽车利润我们只能分到20%。我国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高档芯片大部分需要依赖进口。缺少核心技术、大多处在中低端，是我国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三，现代服务业短板明显。近几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去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50.5%。但如果作国际比较，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更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在第三产业内部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也在70%以上。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短板。
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暴露，一再提醒我们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我们必须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推进结构性改革重点要做好四个方面的供给
■ 用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 ■ 着力增加资本和资源的有效供给
■ 用创新和技术进步替代旧的增长动力 ■ 建立有利于发展理念转变的制度体系
记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看，又被视为关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条生命线。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矛盾的治本之策，那么，改革的重点举措又该从哪些方面展开呢？
姚景源：所有的经济活动其实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供给。过去我们更多地是在需求方面想办法，更多地通过拉动“三驾马车”特别是用出口和投资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但现在需求方面政策效用不断递减，而且副作用持续积累，回过头来，我们还得在供给侧寻求新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攻坚克难。
对于供给侧的改革，我们其实并不陌生。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吃不饱肚子，还要粮票。我们解决吃饱肚子的根本方法不是从需求侧入手，而是在供给侧上想办法，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而且迎来了一个长达30多年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有效解决好当前面临的供需结构错配矛盾，是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的。
至于说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举措，我个人认为，应按照中央决策部署，通过实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良好发展预期的组合政策，重点抓好4个方面的供给。
一是做好人的供给，用人口质量红利替代数量红利。目前，人口数量红利在中国基本消化得差不多了，唯有打造人口质量红利才是治本之策。要树立正确人才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要大力培养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高素质人口外，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工匠精神，让精益求精成为每个生产环节和每个管理监督层面上的每个人的工作精神、劳动态度、质量意识、服务观念和职业道德，真正培养大国工匠。
二是做好资本和资源的有效供给，提高投资效率，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投资主体，精准投资、有效投资。投资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用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
三是做好技术供给，真正用创新和技术进步替代旧的增长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国目前存在着技术创新成果不能支撑产业的发展进而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现象，技术的有效供给不足。未来，要在补核心技术的短板、优化技术供给结构、创造引领性新技术等方面下功夫，真正以创新驱动为导向提高效率。
四是做好制度供给。建立有利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体系，要通过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与发展理念转变的良好环境。
此外，还要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政府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建设法治化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寻求供给侧突破要抓好两大基础性改革
■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作出积极行动，切实增强活力提高效率
■ 金融改革既要打破旧的管理体制，又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
记者：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持续深化“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创新、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那么，深化国企和金融领域的基础性改革，重点要解决好哪些问题？怎样让宝贵的资本和稀缺的资源有效转移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姚景源：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对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作出积极行动，真正把国企建成能面对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一是创新。国有企业要作为我们整个经济创新的中流砥柱，把创新这杆大旗扛起来。二是协调。国有企业要发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为薄弱环节贡献力量。三是绿色。国有企业要做践行绿色发展的排头兵，真正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改革。四是开放。国有企业要在“走出去”上发挥更多的作用。五是共享。经济成果应当由亿万人民共享，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应当做得更好。国有企业要在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上扎扎实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做起，从而切实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对于过剩产能，有一些理念需要厘清，就是过剩产能并不完全等于落后产能。很多产能过剩产业的装备、技术包括产品的质量、性能都是相当不错的。但由于供给产能过剩，需要化解这些多余的产能。该怎么化解？我认为，“走出去”向国外要市场，是重要途径之一。而要处置那些少数真正落后的“僵尸企业”，要把人的基本民生管起来，保护他们不受损失，并争取使这些企业的职工在纳入社保、接受培训后走上新岗位，看到新希望。对“僵尸企业”而言，即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企业没利润、员工没收入的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真正推动资源优化配置。
金融改革是现在尤须重视的问题。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其中，企业的杠杆率尤其需要重视。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率不能提高，它的杠杆率不能降低，那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会起到拖累全局的作用。因此，去杠杆任务十分迫切。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风险隐患，尤其是对那些负债率过高的企业，必须加快做好债务清理工作。
除此以外，推进金融体制基础性改革，还要积极稳妥地打破旧的金融管理体制，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和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比如，允许社会资本组建民营的商业银行，设立更多的面向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三农”和社区，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再比如，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生事物，应该由市场驱动，鼓励其不断创新。同时，也要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控制度，从制度建设、技术支撑和行业自律上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真正让金融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欧阳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