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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美国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增长低迷的亚健康状态之中。与此同时，反全球化运动、地缘政治冲突、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日渐凸显。这些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但也与失业、收入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经济问题密不可分。世界经济再一次处于重要的关键当口。G20杭州峰会，承担起引导世界经济继续前行的重任，直面世界经济各种挑战，一一提出应对之策。
当今世界经济主要面临五大挑战。
长期增长率下降，短期政策效果不佳。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10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1998年至2007年）为4.2%；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8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2008年至2015年）下降至3.2%。长期平均的世界GDP增长率下降，是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体现。各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和增长率下降，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以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为主要代表的货币政策。这些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在危机爆发初期，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的效果不佳。长期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和财政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长期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不是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正确处方，世界各国均需寻找提振长期增长潜力的办法。
贸易投资低迷，反全球化趋势明显。全球贸易自2012年以来出现低速增长，世界出口总量增速低于世界GDP增长率，2015年世界出口总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在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急剧减少，至今没有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一般来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总会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较好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群体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则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推动就会比较顺利；如果这些受损的群体得不到补偿，则他们就会反对开放和全球化。贸易投资低迷降低了开放带来的收益，也减少了在开放中受到损害的人群可能获得的补偿及其他机会，反对进一步开放和反全球化的力量逐渐增加。英国脱欧、贸易保护措施频频出台、贸易投资规则碎片化等现象正是反全球化趋势的表现。
不平等问题严重，社会冲突加剧。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9月3日B20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和9月4日G20开幕式的讲话中，两次提到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0.6这一不平等程度的“危险线”。全球收入不平等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一国内部。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年国民收入超过10万美元，如挪威；最贫穷国家的人均年国民收入不足300美元，如布隆迪。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据了30%的国民收入；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只获得了1.7%的国民收入。收入不平等还会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从而引起更大的不平等。瑞士瑞信银行的《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1%人群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不平等加剧不仅在部分国家内部引起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冲突，也是许多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问题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高和森林面积持续减少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遏制。从2000年至2011年期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3.1%；与此同时，森林面积平均每年减少5.2万平方公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森林面积减少使得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气候等引发的气候灾难事件不断增加。细微颗粒物排放等造成的空气污染日益成为另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从1990年以来，空气污染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致命性健康风险。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3年全世界有550万人过早死亡可归咎于空气污染，占过早死亡总人数的1/10。此外，水污染、土壤破坏、沙漠化、生物灭绝等环境问题也非常突出。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越来越多，与地球资源能源储备有限及再生不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环境保护成为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
跨国资本规模和债务规模升高，金融风险持续累积。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甚至负利率政策，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本。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跨境资本资产头寸2006年底约为25.7万亿美元，2014年增加到30.1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资本头寸2006年底约为1.7万亿美元，危机以后，迅速增加至2014年的3.9万亿美元。大规模跨国资本流动造成了部分国家外汇市场大幅度动荡，甚至频繁引发货币危机。各国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导致全球债务水平持续快速升高。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与GDP的比从2007年底的211%上升到了2015年底的235%，其中新兴经济体从121%上升到了179%，发达经济体从244%上升到了268%。高负债、高资产价格和低利率是一个自我强化并最终会崩溃的组合。负债规模持续扩大的趋势不仅损害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果，而且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
针对上述挑战，杭州峰会开出了一剂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药方。
针对长期增长下降的问题，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抓住技术突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历史性机遇，通过结构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力。长期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造成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要素配置效率。为此，二十国集团在《创新增长蓝图》下，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为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二十国集团还通过了《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确定了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和改善商业环境等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并为每一个优先领域的改革确定了4至7个指导原则。二十国集团的创新计划和结构改革议程将为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针对贸易投资低迷，杭州峰会高举开放世界的大旗，通过了《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以反对贸易保护、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国际贸易投资低迷，除了全球需求不旺的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贸易投资保护措施增加、贸易投资自由化受阻造成的。为此，杭州峰会上，G20成员承诺，至2018年底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同时承诺2016年底前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实现到2025年前降低全球贸易成本15%的目标。《全球贸易增长战略》还就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杭州峰会特别强调全球统一的多边贸易和投资体制的核心作用，并通过《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以营造开放、透明的投资政策环境，促进全球统一的多边投资体制的发展。杭州峰会还同意设立G20贸易投资工作组，加强G20贸易部长会议的机制化，从而使得贸易投资议题和财经轨道的议题一样，成为G20平台的核心议题。以后每年G20的贸易部长们都将集中在一起讨论如何推动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G20从此将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引领者。
针对不平等问题，杭州峰会致力于将包容发展放在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考虑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鸿沟问题，杭州峰会发起并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决定从工业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职业培训和产业投资等方面促进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同时，承诺落实《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针对最贫困国家的一揽子援助措施，包括发达国家承诺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针对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杭州峰会并没有满足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社会保障，而是致力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机会和发展其能力。杭州峰会把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为所有人创造体面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当作优先目标；同时，鼓励创业，让更多的人群能够得到创业机会；发展普惠金融，让低收入群体也能有机会获取金融资源。杭州峰会还致力于通过教育、高质量学徒制、职业技术培训和终身学习制等方式，持续提高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杭州共识”中把包容发展当作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原则之一，体现了G20领导人确保经济增长惠及各国和全体人民的决心。
针对环境可持续性问题，杭州峰会倡导绿色发展。G20领导人在杭州峰会上重申，以强力和有效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承诺尽快完成加入《巴黎协定》的各自国内程序，推动协定在2016年底前生效。G20领导人还承诺逐步规范和取消化石能源补贴，推动低排放的天然气的使用；同意了《G20可再生能源自愿行动计划》和《G20能效引领计划》，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并大力提高G20成员的能效水平，以塑造一个负担得起、可靠、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可持续的能源未来。G20领导人承认绿色金融有潜力发挥关键作用，鼓励资金流向低温室气体排放领域；号召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融资机构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纳入发展战略，鼓励多边开发银行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发展，鼓励跨境绿色债券投资。绿色发展计划有助于遏制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
针对金融风险问题，杭州峰会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G20领导人同意改善对资本流动的分析、监测和对资本流动过度波动风险的管理；支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同意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区域金融安全网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防护能力；支持巴黎俱乐部作为主要的国际官方双边债务重组平台，讨论和处理主权债问题；承诺完成金融监管框架中剩余的核心工作，以及落实已议定的金融部门改革议程，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标准，以及有效的跨境处置机制；继续密切监测并在必要时应对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包括与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杭州峰会为管理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机制安排。
可以说，杭州峰会的成果，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