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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10月刚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育龄期间每名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仅为1.04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另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年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仅1.2，学界公认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2。某种程度上说，生育率持续低迷已成为中国人口结构的新常态。
究其原因，在于全国很多地区和人口已进入极晚婚—极晚育与生育意愿很低—生育成本很高并存的婚育模式。实施“单独二孩”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但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15.4%。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但适龄人口二孩生育潜力的完全释放尚需时日。全面二孩政策虽从字面上看，与“单独两孩”的目标人群不同，但由于非独夫妇集中在“60后”“70后”，绝大多数已经错过适龄生育时机，处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80后”“90后”则处于“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纠结状态。例如，辽宁省2016年初的调查发现，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夫妇至多不过20%，意愿生育水平在1.0-1.2之间，实际生育率可能更低。可以说，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共同促成了持续的低生育率格局。
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仅属于前计划生育的传统中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生育文化开始形成。根据《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华中南地区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08个，西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都在1.94-1.95个，而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仅为1.76个。
在收入、住房、时间精力等生育成本的作用下，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动又会打许多折扣。直接的抚育成本和高昂的机会成本叠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轻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却步，害怕做“孩奴”。这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意愿生育水平(理想子女数)大致稳定在1.6-1.8。
不过，今年正式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虽很难实现“愿生乐生、应生尽生”的理想效果，但若生育政策能和社会政策实现综合配套，中国人口结构的成功转型仍值得期待。
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强化生育服务职能，优化从怀孕到生产的全过程服务体系。为解决大城市建档床位紧张的问题，近期措施应是增加产床，中远期则要增加妇产科和儿科医生。国家卫计委10月25日已要求在县级医院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今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应要求高龄备孕者加强孕前、孕中、产前的风险评估。
另一方面需要简化二孩申报的程序，一切以方便民众、帮助家庭为上。同时可顺应计生改革潮流，变惩罚多生为奖励多生。
总之，随着二孩生育潜力的逐步释放，职能部门可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主动适应中国人口结构的新常态(作者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