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雾霾治理

　　毋庸置疑，近几年我国频发的雾霾污染与长期以来粗放式经济增长的诸多弊端不断累积息息相关，雾霾污染背后的本质还是经济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经济活动强度显著增加，比如家庭汽车拥有量、交通物流运输量、住宅商用建筑开工量等等都有急速的增长，而由于环境排放标准没有相应提高或执行不力，导致我国包括雾霾在内的环境污染排放急剧增加。随着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有效治理雾霾污染已刻不容缓。从供给侧视角紧扣经济增长的要素和创新驱动两类模式来探讨我国雾霾治理的应对之策，将带来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新认知。

　　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及供给侧投入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揭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笔者估算，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雾霾污染都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且离13.4万元人均GDP水平的拐点还有相当距离。比如典型的重化工业城市邯郸市和唐山市，2013年年均PM2.5浓度高达139和115微克/立方米，人均GDP分别只有3.08和8.29万元，但它们的重工业产值比重都超过了70%，整个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显示雾霾污染与由工业结构和重工业比重所刻划的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核算揭示，供给侧的资本、能源和劳动三大要素对我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47.5%、11.1%和9.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32.3%，表明我国仍处于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增长阶段。从要素种类和地区差异来看，京津冀地区资本对GDP的贡献最高（48.9%），珠三角次之（41.2%），长三角最后（38%），且都高于其他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能源要素对GDP贡献的地区排序由高到低为京津冀（17.8%）、长三角（12.1%）和珠三角（4.6%）；劳动贡献的地区排序为长三角（15.7%）、珠三角（4.6%）和京津冀（3.6%）。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贡献排序为珠三角地区最高，达到了41.4%，长三角次之（34.2%），京津冀地区最低，只有29.7%，这显示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进一步联立产出和排放两个方程可以计算得到我国供给侧的要素投入对雾霾污染的贡献度。全国层面看，资本、能源和劳动要素对PM2.5排放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69.4%、16.1%和13.2%。三大区域中，资本要素对雾霾的贡献也都是最大，其中京津冀地区高达71.4%，珠三角和长三角以60.2%和55.5%位列其后。京津冀地区能源要素对雾霾的贡献位列第二，达到25.4%，劳动要素最低，只有5.3%。不过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劳动要素的雾霾污染贡献则跃居第二，达到23.9%和21.8%，而能源要素的贡献则位列最后，长三角地区为18.3%，珠三角地区只有7.8%。这些估算为我们从供给侧视角来探讨我国雾霾治理的应对之策提供了实证基础。

　　如何通过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改革来推动雾霾治理

　　库兹涅茨曲线和经济增长核算的联立分析，揭示了我国供给侧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和雾霾污染之间的紧密关系，下面我们分别从供给侧的三种主要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和能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来探讨雾霾治理的供给侧改革之策。

　　转变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和工业结构。如上所研究，资本要素不仅对GDP产出，而且对雾霾污染都有着最大的贡献，如何从资本投入的视角来进行改革以促进雾霾治理呢？首先是转变我国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不断降低资本对增长进而污染的拉动作用。大量投资造成地方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进一步依赖，不仅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且较低的环境标准不可避免导致环境恶化。弹性测算发现，我国资本要素每降低1个百分点，全国层面雾霾污染平均将降低0.13个百分点，从三大区域来看，京津冀雾霾降幅最大，达到0.3个百分点，长三角和珠三角次之，分别降低0.11和0.07个百分点。其次，改变重化工业化的传统工业化路径。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我们计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重化工业行业资本存量占全部行业资本存量的比重，发现即使排名最低的广东省都高达59%，而山西、内蒙古、河北和山东则高达93%、91%、89%和77%。可见，资本在重化工行业的高度集聚是导致资本要素成为雾霾污染最大贡献者的主要原因，今天雾霾污染的大面积爆发与本世纪以来我国的快速重化工业化紧密相关。

　　适当降低人口城镇化速度，有效治理城市环境病，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劳动要素对我国的雾霾污染也有着较大贡献，而且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劳动要素的雾霾贡献超过了能源投入。劳动要素的雾霾贡献背后反映的是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加速阶段往往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的加剧。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在上世纪80年代初达到20%，开始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此后快速增加，2013年已达到53.7%。过快增长的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导致包括雾霾污染加剧在内的城市病的产生，因此适度降低人口城镇化率，将是从劳动要素角度降低我国雾霾污染的重要手段。我们的弹性测算显示，劳动投入每减少1个百分点，全国层面雾霾污染将降低0.07个百分点，京津冀地区的降幅最大，达到0.15个百分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降幅依次为0.06和0.04个百分点。同时，需要有效治理人口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城市环境病。比如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大量建设带来的热岛效应或温室效应、城市汽车拥有量激增带来的汽车尾气污染、工业化主导城镇化导致的城市工业比重居高不下等等。

　　转变能源驱动式增长方式，降低煤耗总量，优化能源结构。环境问题的本质也是能源问题。上述排放核算已经指出，从全国层面和污染严重的京津冀地区来看，能源要素都是仅次于资本投入的第二大雾霾排放贡献源，只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由于人口城镇化的更快进程而让位于劳动要素。本世纪初以来的重化工业化进程也表明，我国在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于2009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于2013年成为了世界上雾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因此，转变这种以化石能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将成为降低我国环境污染的有力手段。弹性分析显示，能源投入每降低1个百分点，全国层面的PM2.5平均将降低0.08个百分点，而京津冀地区的PM2.5降速更多，达到0.19个百分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次，分别为0.07和0.04个百分点。其次，切实降低煤炭消耗总量，尽快提升能源结构，可从根本上降低我国的雾霾污染程度。我国的雾霾污染与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结构有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必须从减煤优能的供给侧角度来进行改革以从根本上治理雾霾污染。

　　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减排技术，不断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雾霾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弹性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在全国层面可以平均降低PM2.5浓度0.29个百分点，对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的降幅更大，达到0.32个百分点，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雾霾降幅其次，分别为0.27和0.20个百分点。那么如何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呢？首先是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发展能源要素市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化石能源消耗的背后，是能源价格体制的长期扭曲，因此需要加快仍然没有放开或理顺的能源产品价格改革，合理征收能源税或资源税，让能源要素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逼迫高耗能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节能降耗，提高能源效率。其次，改革环境税制，提高环境标准，发展减排技术。传统行政命令式的环境政策只在短期有效，比如通过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汽车限行来实现APEC蓝。从长期来看，应执行基于市场机制的污染排放税或雾霾污染排放权交易等政策，提高排放标准，把污染的社会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企业加快科技研发和技术改造，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减排技术。最后，通过结构调整优化供给侧要素投入效率，全面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的不同决定着发展方式的高低，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引领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不断配置到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的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领域，从而全面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比如以计算机、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就能够发挥绿色发展加速器、产业升级助推器和发展方式转换器的作用，该行业不仅成长最快，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而且能源和排放强度最低。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