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为什么大量高科技创新都出现在美国？

　　姜超:

　　展望2017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要“抑制房地产泡沫”，一二线城市的地产调控仍在继续收紧。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愈演愈烈，人民币汇率贬值遭遇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而金融加杠杆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近期已经出现了多起债务违约导致的风险事件。抑制地产泡沫和防范金融风险或成为明年的首要目标，而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容忍度也有望提升。

　　黄益平:

　　经济增长减速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趋势性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一个产业升级换代的问题。根本性的触底回升取决于新旧产业的更替是不是真正完成了，新的产业是不是足够强大，能否肩负起支撑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责任，这一点还需要再观察。明年的增长形势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但归根到底就是新旧产业更替的问题。

　　连平:

　　制造业投资增速今年以来明显回落，有两大因素不可忽视。第一就是整个出口的状况，国际市场的压力比较大，需求不足。第二，制造业投资很多来自民间投资，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软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对于境内的资产投资，尤其是中长期投资非常谨慎。一谨慎，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投资积极性就不高。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把看起来继续贬值的人民币换成外汇，或者到境外去投资。

　　高善文:

　　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变差：2013年“钱荒”，2015年“股灾”、“汇灾”，2016年的“债灾”。活跃的金融创新表明金融机构在商业化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成效，但监管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巨大变化，监管能力落后于市场的发展，这是金融体系近年来风波不断的根源。必须正视影子银行的存在及其潜在问题和风险，在监管权责分配、资本缓冲、杠杆比例、流动性救助、透明度以及估值规则方面要采取强有力的监督措施。

　　张维迎:

　　商业银行不能支持颠覆式的创新，因为这种创新风险太大，失败的概率远高于成功的概率。所以股票市场融资对颠覆性创新至关重要。世界范围来看，德国和日本模式就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美国和英国的股票市场很发达。如果仅仅是为了资源配置和套利，德国和日本的体制可以支撑，但要走向创新就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高科技创新都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日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股权融资占比大，自由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