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一七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上下同欲者胜”,这句言简意赅、脍炙人口的兵学格言,出自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的经典兵学著作——《孙子兵法·谋攻篇》:“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可预知胜利的情况共有5种:知道可以同敌人打或不可以同敌人打;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全军上下意愿一致、同心协力;以有备对付无备;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这5项,就是可预知胜负的依据。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兵圣孙子预见作战胜利、把握战争规律的战略思维。它既包含了对客观军事力量进行综合分析的基本方面,也体现了对主观作战指导能力的高度强调,全面具体又深刻。其中,判定可以打或者不可打,“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是基本前提;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合适的战法,“识众寡之用”是用兵的枢机;全军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上下同欲”是政治上的有力保障;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以虞待不虞”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将帅智勇双全、才华横溢而做君主的又不加牵制干涉,“将能而君不御”,是用兵成功的秘诀。五者互为条件、互为作用,构成了预知胜负、达成胜利目标的完整整体。 那么这仗不战则罢,凡战必胜,就像孟子所说的“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在上述5个要素中,“上下同欲”是重中之重。具体说来,这句话包含两层深意。首先,“主孰有道”是“上下同欲”的基本前提。《孙子兵法》开篇就强调“主孰有道”,认为政治清明,国君仁义爱民,是战争取胜的首要因素。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正是“民本”社会思潮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站在时代前沿的杰出思想家,孙子把“主孰有道”突出地放置在考察战争胜负诸要素的首位。这里的“道”,其本质含义就是指政治的清明与否。孙子充分意识到:如果政治黑暗,上下离心,关系紧张,矛盾尖锐,那么自己的队伍必然涣散软弱,战斗力低下,无法完成任务,走上破军亡国的末路。在孙子看来,“修道而保法”不仅是克敌制胜的前提,也是治国安邦的要义,是须臾不可忽视的。为此,他主张“令民与上同意”,即要求战争指导者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使统治者与广大民众的意志统一起来,上下之间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子讲的是“令民与上同意”,而不是“令上与民同意”,应该说是有深意存焉。即要做到“上下同欲”,将领统帅是关键,他们要起主导作用,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担当,认准目标,坚定不移,努力争取民众与士卒认同、拥护、支持自己或国君的决策,而不是放弃原则,一味去迎合与讨好大家的诉求,以至陷入盲从的困境。
其次,“与众相得”是“上下同欲”的理想状态。所谓“与众相得”,指的是上下之间、官民之间利益高度交集、关系和谐融洽,将帅关心爱护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爱戴拥护将帅,为实现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患难与共,前赴后继。即所谓“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不畏危”。
至于怎么做到“与众相得”,孙子认为:第一,战争指导者能够以宽广的胸襟,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以众人之智为智,借众人之力为力,“安国全军”“上兵伐谋”,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与穷兵黩武划清界限,从而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把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第二,运用教育的手段,激发、振奋部队将士官兵的“军心士气”,同仇敌忾,勇于牺牲,一往无前。第三,在精神激励的同时,恰当地施以赏罚,重视对将士的物质奖励,即所谓“取敌之利者,货也”。第四,军队统帅在具体指导作战行动过程中,既认真考虑君主的根本利益,又充分关心普通士卒乃至百姓的疾苦,对上负责,对下安抚,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确保军队在行动上步调一致,令行禁止,从而进入“齐勇若一”的上乘境界。
孙子“上下同欲”、政胜为首的治军管理原则与立场,受到后世兵家的普遍推崇。他们从中接受启迪,并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发展孙子的这一理论。概括地说,这种发展表现为:强调“上下一心”,努力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与众同好”“与众同恶”;要求军队内部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寒暑与均,劳逸与齐,饥渴与同”,不搞特殊化,讲求上下平等,贵贱无别;强调在战场上做到上下之间“安危与共”,荣辱一体;主张“上下同欲”要从平时做起,坚持不懈,认为只有平日抚恤“得其心”,才能做到临战之际“得其死力”。时至今日,这些治军原则仍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