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平”和“搞掂”

    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不独立，既限制和束缚了企业经营者的活动范围和自由，也不利于商业信用和职业道德的形成，因而妨碍了企业家人格的成长

    作者: 胡泳

    这几年折戟沉沙的许多富豪，都走过“红顶商人”之路。以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即周正毅和杨斌为例。通过公开的资料可以看出，两条大鳄的财富之所以能够成倍迅速增长，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同相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关系，正是两大富豪的共性之一。政商两栖的致富奥秘，究竟在哪里？

    择其要者来看，一种手段是收买当地主要官员，甚至是主要政府部门，通过官商结合体的形式，使地方政权为我所用。所谓“官员傍大款”，就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在这种类型的权钱交易中，不是权力支配金钱，而是金钱支配权力。湛江和厦门远华走私案是这方面极为典型的例子。通过金钱收买，私营企业主可以使相当范围的国家权力网络为其个人利益服务。赖昌星甚至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换级别不低的党政干部。

    另一种手段更具普遍性。这就是在富豪们起家和发展的最吃紧时刻，即资本积累的最重要阶段，通过各种关系、使用各种手段，获取了国有银行的贷款。根据经济学者黄苇町的研究，在中国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资本积累的两个最关键时期─上世纪 80 年代中和 90 年代初，都是这些人获得银行大量输血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一句时髦话：“还不还得起是另外一回事，谁把银行里的钱贷得出来，谁就有本事。”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抢不如偷，偷不如骗，骗不如贷。”

    制造虚假业务、开展各种投机、推高股价、资本外逃、大炒自己旗下公司的股票、大肆收购上市公司、高价把自己的资产卖给公司，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国有银行借来的钱。而这些国有银行的钱，是权力的一种象征。如果不靠近权力，谁能够轻易获得？如果不是钱权的相互交易，落马的上海地产大亨周正毅能有作为吗？

    上海楼价飙涨，原因就是政府批地时黑箱作业，官商勾结。周正毅就是凭不法手段拿到市中心黄金地块。受巨额利润驱动，加上信息不透明，政府和地产商合谋圈定地价，操纵楼价，政府出面帮助拆迁，吸引投机客入市炒楼。2003 至 2005 年，市区楼价年均增长二成以上，远超市民收入增幅，数百万中低收入市民被迁出市区，望楼兴叹，怨声载道。

    从中国官商合谋的商业文化角度来看，周正毅、杨斌等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这些富豪的发家史，跟世界上其他地方富人的发家史是不一样的。即便是香港的李嘉诚，其发家史也是有迹可寻的。就是说，你能够找出他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但是，周正毅等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却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为富人。周、杨都是一些媒体列为“富豪”之后，大家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里面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他们富起来，实际上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并不像比尔•盖茨那样，是靠自己的奋斗和聪明才智。

    而周、杨们之所以陷入后来的境地，则是因为，他们在以投机的手段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在掘第二桶金、第三桶金以及更多的金的时候，仍然继续沿用了投机手段─向政府部门投机、向金融机构投机等，最终惹火上身。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提出，民营企业存在“行为的政治化”，即民营老板为更进一步筹得资金，常常“拉大旗做虎皮”，通过种种暗箱操作，与政府高官要员之间攀上似是而非的关系，甚至通过炒作等手段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因为他们的内心十分清楚，政府的权力对经济活动渗透得太深。而权力一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市场经济不成为市场经济，而且社会的财富也会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抱这样的想法，为数甚多的企业家把重点放在搞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上海人讲“摆平”，广东人讲“搞掂”。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不独立，既限制和束缚了企业经营者的活动范围和自由，也不利于商业信用和职业道德的形成，因而妨碍了企业家人格的成长。

    从企业经营者来说，要想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主要不是依靠本人的经商才能，而是依靠通过权力获得资源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