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惠特克曾经既是ADM的高管,又是线人,如今开口谈及由斯蒂文•索德伯格将自身这段经历搬上银幕拍摄而成的黑色幽默剧《告密者!》。
作者:Alyssa Abkowitz
大多数知道马克•惠特克(Mark Whitacre)的人,都记得他是个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位ADM (Archer Daniels Midland) 公司的副总裁变身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鼹鼠”(卧底),身携无线电设备长达三年,曝光了其定价阴谋,将ADM公司击败。
然而,此后ADM与FBI发现惠特克在此期间将900万美元公司款项占为己有,满足私利,整件事变得异乎寻常起来——甚至《财富》也遭受池鱼之殃,发布了惠特克受FBI探员之命销毁证据,被扔公文包、抓伤手臂等诸般谎言。
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发现整个惠特克事件耐人寻味,因而将之演绎为电影《告密者!》,目前正处于热映当中。《财富》决定回访多年之后的当事人惠特克,探寻他对于《告密者!》的看法。(在接近影片尾声的高潮一幕中,饰演惠特克的马特•达蒙(Matt Damon)在努力想引用《财富》杂志的事实,他说,“正是《财富》杂志公布了证明我没有撒谎的证据!”)
惠特克现年52岁,他讲述了自己因躁郁症接受治疗,十年的牢狱生活,以及向媒体撒谎等经历。
电影观感如何?
事实上,我觉得这部电影真不赖。我理解为什么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不想把这件事拍成风格严肃的片子。就在买下《告密者!》拍摄权不久之后——这是上星期电影首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局内人》上映了。《局内人》是走严肃路线的线人故事,斯蒂文只是想有所不同。同样严肃风格只会与《局内人》过于相似。所以导演就决定拍这样一部黑色幽默喜剧了。
六月份,索德伯格导演来到伯班克,并给我们观看了影片,那会儿片子才刚刚剪辑完成。影片中的一些情节确实令人难以轻松面对。我曾经做过的那些疯狂事,就是——一边为FBI效命,另一边却获取了900万美元。回想我做过的,确实异乎寻常,我想这就是他们能够将那些事拍成黑色喜剧的原因。
所以你并不介意影片的喜剧风格?
不介意。我觉得他们特别谨慎处理精神疾病那部分。我感觉最滑稽可笑的部分都集中在预告片里了。
上星期我们见到了马特•达蒙,他最在意的也正是这个。他说:“我希望我是用一种谨慎的方式刻画出你的痛苦和精神疾病。”我想他做到了。我是说,他们利用我做过的很多事来制造笑点,这理所当然,不过我想他们并没有拿我的躁郁症来取乐。
你觉得马特•达蒙演得如何?
我觉得他演得很好。表演并不容易,要表现出两极化的情绪、狂热的行为,还有配合画外音都格外不易。
[编剧]斯科特•伯恩斯(Scott Burns)与熟知躁郁症的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都谈过,专家们试着向他描述躁郁症患者未确诊时是如何思维的。这是他们对画外音的理解。他们想传达的印象是,我往往在非常严肃的时刻、非常严肃的会议当中却想着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想,影片的着重点与其说是定价方案,不如说是对未确诊、未治疗的精神疾病的关注。
影片的大部分都事关你的强迫性说谎症。
恩,我的确说过不少谎。说谎掩饰是躁郁症的症状之一;此外还有夸张、对财务事件判断力低下等——说谎是明显的症状。躁郁症患者如果面临巨大的压力却未能得到治疗,通常的结局都是自杀。我就试过两次。
原本片子里描写了其中的一次,但后来剪掉了。索德伯格导演说之所以剪掉是因为这部片子是拍给家人们开心生活的,又是一部黑色幽默剧,所以试图自杀的情节不合时宜。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有能力一直在公司任职,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是一种妄想。我的意思是,即便我的行为与躁郁症无关,显然我也需要面对一些严重的事情。我过了这么多年,每星期都得去看两三次精神病科医生。几年来我一直都坚持高强度的药物治疗。
你在狱中度过将近九年。在狱中你学到了些什么?
我认识到我的家人对于我这一生至关重要。我每次被转押到另外一所监狱,我的妻子也跟着搬一次家,每周五、周六、周日都来看我,八年半来始终如一。基本上从每周一到周四我就在等待着周五夜晚的到来,整个周六、周日她都会陪着我。我不是说一两个小时的陪伴,而是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三点一直陪着我。这绝对难能可贵。我是说,入狱后的离婚率是99%,社会上的离婚率也超过半数了。所以我非常幸运,是我的妻子让我继续活在这世上。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开始回顾我的所作所为。起初这令人非常沮丧。这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精神疾病。我想我三十五岁时当上公司副总裁,是历来最年轻的一位。提升一个星期后我就见到FBI了,所以说那时的我就是受了贪婪和权力的蛊惑。
我不再踏实平稳。我漠视家人,不是工作,就是旅行。有野心志向无可厚非,然而我却过犹不及。这可能也导致了我的精神疾病越发严重。
我脑子里存着权势,觉得我拿到的所有都是属于我的;公司欠我的,因为我那样勤奋地为之效命。我盗用那些钱财的时候并不担心公司会炒我的鱿鱼,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来找我,对我说:“马克,你贪了900万美元”,我会回答:“等等,你们这些人每个月不也从定价方案中偷拿了上亿美元。”所以我一点儿都不担心公司会把我交给警方。那时的想法是扭曲的。而公司一旦发现我是线人,他们就再没什么理由要隐瞒的了。
你提请的总统特赦进展如何?
目前还没实现,因为总统特赦前提是出狱五年。现在FBI、甚至先前的一位公诉人都尝试过了——希望打政策的擦边球来申请到特赦。他们力图说明,考虑到我的精神疾病,考虑整个案件,我的功大于过,可到今年十二月我出狱才满三年。不过一旦五年期满,我们都全力申请获得特赦。事实上,这个特赦没有那么重要——我是说,我的家人陪伴着我,而且我又有了工作。
你身犯重罪,却怎么得到了现在赛普拉斯系统公司(Cypress Systems)首席运营官的工作?
幸运的是,人们没有离弃我。这不寻常。25年前我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学位,当时我的一位教授恰好正与赛普拉斯系统公司(Cypress System)合作进行有关于癌症的研究,他对硒颇有研究,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拿到的是硒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世界上研究硒的生物化学家为数不多,也许只有一两百名。这类专业人员的短缺给了我机会。
于是教授向塞普拉斯系统这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提起了我。2001年这位首席执行官亲自到狱中探望了我。他也积极关注加州的监狱管理,帮助服刑人员重新融入社会。首席执行官了解我的案子,而这也令他对我的精神疾病有了更好的理解。他认识到我具备极强的专业背景优势,于是事情就顺理成章了。2006年12月21号我刑满出狱,22号就开始工作了。
那么总结来说,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正确吗?
其实这归功于我妻子。我妻子决定,如果我不把定价方案告诉FBI,那么她就去。因此事实上是她做了正确的事,并不是我。我觉得我妻子功劳比我大。她具有道德准则。
经历过后,如今我们两人都觉得那时太天真了,居然认为自己可以闯过去。然而我们却失去了太多太多,生活也经历了很多动荡混乱。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些好事。现在我的生活步调更加平稳,躁郁症也得到了治疗。也许ADM公司仍然在进行定价……
有什么想补充谈谈的吗?
我想向《财富》杂志致歉。1995年9月,那时《财富》的记者罗恩•汉考夫(Ron Henkoff)在封面故事《谁是马克•惠特克?为什么他要揭发ADM?》中撰写的很多内容都是真实无误,坦率出自内心的。你读读那篇报道,会发现我那时讲的到如今并未改变。
然而随后的报道当中,我告诉他的一些事情就不符合事实了。我告诉了他FBI探员做了这个那个的。我为我的谎言向你们道歉。我明白事情应该如此——报道是以对我的采访为基础,而几个星期后我却信口开河,《财富》已经发布了该文章——我是说,导致了糟糕的情况发生。
我在狱中想得很多[声音开始颤抖]。我真的想了很多,你知道,我想了很多,因为我、因为我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麻烦。《财富》当然也在受害者之列。也请代我向贵社的编辑们道歉。那是个很严重的错误,肯定给你们所有人惹来了些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