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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总裁、前首席经济学家盖尔·弗斯勒（摄影：Bob Davis）
作者：高德思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Inc.）是一家成立于 1916 年的会员制组织，有 1,600 多家会员公司，包括近一半《财富》500 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联合会总部位于美国纽约，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开展研究和项目：公司领导力；高绩效组织机构；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市场和价值创造。
2005 年，联合会在北京设立了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国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Conference Board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以便为中国机构和国际性组织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帮助。
《财富》（中文版）总编辑高德思（Thomas Gorman）近期就中国在全球复苏中扮演的角色及前景问题采访了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总裁、前首席经济学家盖尔·弗斯勒（Gail Fosler）女士。
《财富》（中文版）问：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英雄。这是一个历史性和史无前例的里程碑。中国经济刺激方案非常大胆，并且推出的速度也比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加迅速。一些经济学家以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为由，正在质疑中期内中国复苏的可持续性，这些挑战包括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等等，尤其是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下滑。您对这种可持续性怎么看？
盖尔·弗斯勒答：中国刺激方案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印象深刻。经济刺激方案的某些部分可能最初是为了应对四川地震或者北京奥运会推出的，不过很显然，中国对危机状况也作了基础性和迅速的回应。很难区分哪些成分是之前已经规划好的，例如属于五年计划的那些部分，或者哪些成分是对现实做出的更加应时和针对危机的反应措施。在这种意义上，它似乎是一种混合性的政策。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之一，是这已经偏离了旧的铁板一块的结构以及过去所遵循的非常严格的教条。现在，我们看到一种全新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动力机制。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的分歧和更多的争论。这一次有很多的危机管理反应措施，而不是简单地遵守中央的计划。
因此，重要的不仅仅是复苏计划的速度和规模，还有全新的政策和行为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增长率的重要性比不上管理这一过程的基础结构所发生的变革。
中国正处在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有点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成长速度太快，他们甚至能够听到自己成长的声音，不过同时他们也还有一些脆弱，因为骨骼还没有长结实。中国目前的经济处境与五年前完全不同。由于公司和市场的资本化成长，导致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独立性已远远高于之前的水平。
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将由此走向哪里？
中国将始终确保记载的增长率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水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方面是，中国和国际公司面临的经济机遇的轨迹如何。18 个月之前我们曾认为，这个轨迹是无可限量的，而目前的问题是：这一轨迹能否重建自己？我认为事实答案是：不，很可能不会，至少不会达到与之前同样的程度。
在中国，有太多的资本、太多的产能，并且城乡、本土与国际、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等之间也存在太多的不连续性。中国境外的人士现在开始追问：中国庞大的增长率数字能够切实地带来什么机遇？
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抱有一定的怀疑。您是一位在中国有丰富经历的权威美国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准确性和透明性问题，您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总要面对的问题。它涉及到良好市场体系的力量这一问题的根基。如果你去看所有各类市场的历史发展过程，就能得到清晰的答案。
我正在阅读道格拉斯·诺斯（Doug North）的着作《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他在书中研究了 9~12 世纪欧洲市场的第一次兴起。产品不再是定制的，而是开始大规模生产，并且定价变得具有可比性，人们远距离地进行采购。这同时也促使外汇和货币市场的形成。
垄断力量、市场进入壁垒、定价结构的不可比性或者透明性、缺乏产能利用率水平相关的清晰信号─所有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了市场功能的无效率。
我想，中国正在两个方面之间不断挣扎：一方面希望有一个能准确反映经济现实状况的有效统计体系，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事实：高度透明会使得连贯地控制结果变得困难。
中国市场运行的效率非常低。例如，你可能会想知道人民币是否可能自由兑换，因为中国的货币 GDP 比率（GDP / 货币）非常高。我最近没有关注这一数字，但即便是两年前它也是全球最高的，达到 200%。很可能现在比这还要高。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会不会出现对人民币的挤兑？
我的一位中国助手曾跟我讲过中国两千年前有关盐和铁定价的争论。这些重要产品能完全交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决定吗？抑或因此可以做出一些决定，侵犯普通人公平获得这些关键产品的公正精神吗？我们对于市场如若完全不受控制将会出现何种后果，都有合法的关切，而中国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对于此类问题的关切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美国是一个年轻得多的国家，并且在有关市场的态度方面甚至也不同于欧洲。我们应该记住，总体上，亚洲的经济数据远强于欧洲。以英国为例，政府公布月度失业数据，但只公布季度就业人数，而没有月度就业人数数据。我们在欧洲要费很大的劲寻找及时的经济序列数据。因此，经济数据的透明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关切，不过美国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方式。
在中国，要通过公开可得的数据开发关于产能利用率的指数，是一件困难而复杂的事情。如果你去看大宗商品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中国处于偏低的水平。在美国，以化工业为例，最优产能利用率是 96%，因为这一产业属于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未利用的产能导致 90% 以下的利用率，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而在中国则大幅低于这一水平。因而，你会提出投资效率的问题。
问：对于北美和欧洲不断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我们应该给予多大程度的关注？这对中国出口的复苏及对通过并购走全球化经营之路的中国企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想保护主义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不单单是对中国而言。
我们有点倾向于把历史理想化。例如，二战后许多经济机制方面的发展都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当时世界范围内存在巨大的经济不平衡。因此，需要一批不同寻常的领导者，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远见去思考正确的制度机构，以在当时的历史时刻整合整个世界。还有战后经济盈余，它资助了整个这一相对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双赢的游戏，不过当然，全都是基于当时的美国和欧洲价值观之上。
现在，出现了许多达到新的高度的敏感和妒忌、竞争、公正问题，以及有关不公平优势的关切，不单单在国与国之间，在国家内部也是这样。它们并不是由全球化导致的，但却因全球化被放大。而且不仅仅涉及经济利益，还涉及环境利益，等等。
在美国，现在首次遇到了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存在巨大差距的局面。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一些大型公司，包括跨国公司，以及一些中国国有企业，正在从全球化经营中受益。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巨大的新的不平等和骚动，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例如，美国 8 月份有关医保改革的争论就充斥辱骂、政治压力、情绪，等等。
努力工作的普通美国人正在感受到极大的挫折。欧洲也有许多人感受到这种痛苦，因此在所有这些地方，地方政客都面临被迫考虑保守主义煽动和要求的巨大压力。
问：最近您和您的团队在中国开展的活动在关注哪些问题？
答：我们关注当前复苏的结构性基础、中国向更加内在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能力、经济刺激导致的国有企业角色的提升，以及银行贷款的大规模增加和货币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我们还关注中国的国际角色、中国大型企业采取的多国经营战略、变化中的出口市场、人民币的国际角色，以及中国有关全球汇率政策的观点。
译者：郑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