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社保

    不到5平方米的工作间里，一张单人铁丝床紧紧贴着上水管。床边一张写字台上堆满杂物，相对的矮桌上放着一台已不能开机的老式电视。一墙之隔，就是厕所的蹲位和小区的垃圾回收站。持续的异味和上水的声响，充斥整个房间。
    北京天坛公园北侧的这间公厕，就是张淑敏和刘玉臣夫妇生活和工作了将近10年的地方。更早的15年，他们在崇文区永外大街的另一个老式公厕里工作，带着他们在厕所里出生、成长的女儿，寄居在条件更为简陋的工作间里。
    夫妇俩是上世纪80年代末涌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超过20年的工龄，让他们甚至得到一份被称作“铁饭碗”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他们的退休待遇仍与“城里人”不一样。
    临近退休，夫妇俩才发现自己的社保账户一直处于欠缴、漏缴的状态。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开辟了职工补缴社会保险的窗口，但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对《社会保险法》出台前欠费的补缴，排斥了外来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退休了
    1988年，24岁的张淑敏第一次离开河北沧州的农村老家。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带来消息，说东城区的环卫服务中心正在招募临时工。她们举家出动来应聘。
    这是一份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扫厕所。但张淑敏一家却很珍惜：给事业单位打工，工资待遇有保障；提供免费的住所——尽管也是在公厕里，但省下一笔住宿费。每月100块的工资，更远远甚于田地劳作的收入。
    他们所应聘的环卫四所，当时大概有400多工人。没有北京户口的临时工仅占小部分。大多夫妻合扫一个公厕，吃住都在厕所里，除夜间几个小时的休息，其余时间“随脏随扫”。
    此外的正式工，都是享有编制的北京人，以返城知青、下岗职工为主。他们在北京有房，不用住厕所；尽管岗位一样，但薪酬却高得多。张淑敏介绍，临时工的工资多年来跟着北京市最低工资走；正式工则按事业单位的薪酬体系，根据工龄不断调整，还有诸多福利、补贴。在老工人间，正式工的收入可达临时工的2倍。
    “自己文化低，没信心找其他工作。当初领导一直鼓励好好干，说政策越来越好，我们也有可能转正。”张淑敏说。
    夫妇俩对未来充满憧憬。与父辈的心态不同，他们相信自己将是这个家族第一代城市移民，在北京落脚、扎根。
    张淑敏的爸妈以临时工身份打扫13年厕所后，遇上北京公厕改建，便背上行囊回了老家。他们既无退休的概念，也没想过在城市养老。他们在老家农村还有房，有地，有七个子女为他们养老。
    张淑敏这一代人却不一样。作为“有单位”的人，张淑敏和刘玉臣在婚后只生了一个女儿。常年在外打工，承包地被村集体收回他们都不知情。父母死后，家中老屋坍塌，后来为给孩子筹集大学学费，宅基地也以3000元的价格卖掉。他们与农村已了无关联。
    不过城市并没做好准备接纳他们。首先被排斥的，便是他们的孩子。1989年，张淑敏的女儿出生。一家三口仍挤在公厕的工作间里，尽管拮据，但孩子可以进入北京的公立小学就读。然而其后的中考、高考问题依然无解，上到初中，女儿不得不独自一人回到农村老家读书。当时张淑敏的父母已经过世，农村也无其他亲戚，女儿长期寄宿在学校里，没了“家”的概念。
    多年后，孩子终于又考上北京的大学，一家人方才团聚。张淑敏一家至此似乎已经完成身份的转换。张淑敏即将年满50岁，安稳工作至退休，收入尽管微薄，也足够他们在北京租间平房，在城市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