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报告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17日 11版）
    回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作为经济增长动能的综合性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经历了2002—2007年持续增长、2008—2010年小幅上升、2012年以来几乎停滞三阶段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可将其构成项归纳为需求侧动能、供给侧动能与结构转换动能三类，在此基础上构造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总体上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趋势，还能针对各种动能呈现的增长、停滞、趋缓等不同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进入历史抉择时期。人均GDP的增长一旦转向依赖于经济发展质量，就要依赖于新兴行业发展和传统行业改造中大规模的创新投资，进而依赖于中等收入水平所释放的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需要通过深化教育与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激励，以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方式释放动能，带动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个时期的动能将呈现分散化、多渠道、渐进式的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总体处于不断累积上升状态
    2001—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的走势呈现出持续上升的状态，增长动能处于不断累积上升阶段。
    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发生过两次重大转换，一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引发的经济增长动能，带动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巨大投资动能以及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强化了高速增长方式。这次动能的增长效应在几年后逐渐消失，经济增长因为资源配置扭曲、结构失衡而趋缓。
    全要素增长率在2008年后进入一个较低水平徘徊时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左右仍然维持原有的增长方式。增长动能在2008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动能指数增长率转为下降，在一个水平上波动。全要素增长率在2012年随着动能指数增长率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基于上述特征，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之后并未立即出现显著的技术前沿扩张。可喜的变化是，动能指数增长率2014年以来呈现出上升势头。
    “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演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由此构造的“新动能”指数在2008年就已经出现由降转升的阶段。相对应的“常规动能”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在2011年之后出现了下降趋势，“新动能”指数在2013年超过“常规动能”指数，可称为“新旧动能”转换。
    从增长率看，“新动能”增长率在2007年前与“常规动能”增长率交替变动，波动程度大于“常规动能”增长率，而且“新动能”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绝大部分时期均高于“常规动能”。
    “新动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新动能”指数构成项主要涉及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动能，这就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来源是持续增强的创新动力及相应的结构转变。
    需求侧动能潜力有待释放
    需求侧动能呈现出周期波动式上升趋势，2002年之后有三个周期，分别是2004—2008年、2008—2012年、2012—2016年。每个周期持续约5年。2012—2016年的周期结束后，需求侧动能能否进入上升通道，启动下一周期，还有待于消费升级动力释放。
    以2002、2003年为参照系，2004年以来我国的需求侧动能总体上低位徘徊，没有呈现出中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预期的需求爆发式增长。从城镇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需求动能指数对比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需求动能在绝大多数年份低于农村居民，只有2010、2013年正增长时才略高于农村，2014—2016年城镇居民的需求动能又迅速下降，低于农村居民。究其原因，在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上，城乡居民在居住支出占比增长方面的差异显著大于其他消费支出差异。由此得出，居住支出占比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居民需求动能的提高。
    从外需动能来看，呈现两次阶段性变化。2009年之前外需动能主要由国外部门指标贡献。从2009年开始，外需动能转换成由国内部门指标贡献。可以说，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产业升级，即出口产品中的中间投入从国外中间投入为主转变成以国内中间投入为主。
    供给侧动能着力点在于激发创新动能
    供给侧动能2008年前后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2015年以后开始加速上升。在供给侧动能构成中，人力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动能在2003—2007年呈下降趋势，在2007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显著持续上升。我国2007年出现较为普遍的“用工荒”，人力资本密集度由降转升。高技能劳动力密度持续上升将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劳动力质量改进与存量增长放缓并存的趋势。从较长时期看，应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而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将是一个长期过程。2016年出现了新的较快增长势头，同期TFP增长率几乎降为0。这意味着，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动能还处于不断累积中，由其作为根本因素决定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回升可以期待。
    创新动能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出现一种持续上升的通道，在经济周期内底部既没有大幅下降，上升时也没有明显增幅，2011—2014年创新动能几乎停滞，这应是“中国制造2025”行动规划在2015年面世的一个原因。创新动能指数何时再次进入上升阶段并持续较长时期，还有待于“中国制造2025”行动规划持续有力地推进、落实。
    金融发展动能指数总体上在周期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到2013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3—2016年维持缓慢上升态势。
    结构转换动能受制于开放型发展放缓
    结构变迁一直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结构转换动能在2011年前一直稳定上升，2011年之后进入停滞，且稳中有降。该趋势显示出2011年之后结构变迁动力不足。
    在结构转换动能中，2013年之后，资本替代劳动所形成的资源再配置动能与全球价值链攀升动能增长较为明显。各产业吸收的资本深化动能持平，与同期呈现相同趋势的创新动能、同期显著上升的人力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动能结合起来，显示出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初期。这一阶段，虽然创新驱动具有了人力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的基础，但是还没有在吸引大规模资本投资增长的重大技术方面实现突破。
    来自三次产业结构转变的动能从2011年开始由升转降，就业结构变化以较快速度显著下降，增加值结构变化较为缓慢地下降。在2012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有的产业吸收劳动力的动能减弱，进入了替代劳动力要素的发展阶段，有的产业吸收劳动力的动能在增强，但是没有带来经济总体的增长态势。
    出口产品空间攀升动能2002—2010年总体上呈现增强态势，2011—2016年稳中有降。作为指数分母的成本变化趋势和生产率变化趋势并未改变，这说明由我国生产能力所决定的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
    2013年后，上述各项结构转换动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资本、劳动力要素和中间产品分工等微观层面上的结构变化动能在加强，产品、产业层面的结构变化动能在减弱。这进一步说明了实现产业结构变化的微观主体——企业在产出方面增长趋缓，但是在投入方面积极调整结构，积蓄着潜在的增长动能。
    开放型发展动能综合了涉及对外开放的各方面动能。2003年以来，这一动能持续上升，出口产品空间攀升动能减弱并未抵消由比较优势带来的上升趋势，但是对开放型发展动能增长势头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
    应实行要素和微观主体激励导向的政策创新
    由上文指数分析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在结构上已经转换到要素、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动能上，当前应切实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应重视以下四个方面：
    把释放居民消费升级动能、促进企业创新动能作为政策创新重点；增加、增强针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与才能发挥、针对全球价值链上企业技术与创新能力提升的激励政策；深化开放发展战略，面向国际市场中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促进国内中间产品部门技术创新、质量提升，扩大国内外分工、技术与知识交流、相关要素与产业的国内外市场开放与进入；让企业创新活动或创新发展获得更多的直接融资，提升金融发展动能。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人：郑江淮、宋建、张玉昌、郑玉、姜青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