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管理者：不要做企业的看客

在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是定战略和把方向，而中层管理者一般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例如人力资源经理应该是人力资源专家，研发经理是产品研发方面的专家等等。因此最专业的人群应该是各个中层管理者。然而在很多企业中，中层管理者并没有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是成为了单纯的传话筒，决策是高层管理者定，行动由基层员工完成，中层管理者成了没有任何责任的看客。
    我们这一代小时候都玩过沙子，很多人喜欢在沙堆中挖个深坑（一般是一只脚的面积），在坑口铺张塑料纸，上面再撒些浮土，然后招呼人走过来，看着人掉下去，以此取乐。还有一些人虽然不亲自挖坑捉弄人，但也心照不宣的躲在一旁不做声，任其他人遭殃。
    职场上，中层管理者故意挖坑给高层管理者的并不多见，但是也不要做看客，在高层管理者要掉进陷阱之时，事不关己的看着高层管理者掉下去。
    那么如何体现自身的专业价值，不做看客？笔者列出了三种典型做法：
    一、从专业的角度，主动提出改善而不是被动的改正
    企业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持续改进，达到臻于至善。这就要求中层管理者能够随着企业技术革新、人员调整等内部变化，以及法律、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发展，不断地从专业的角度去主动发现问题，纠正问题，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流程，开发新产品，满足客户需求和期望。一支不能持续创新的团队，必将被瞬息万变的社会所淘汰。
    常听有些企业员工的口头禅是“以前是怎么做的？……还按照以前的做法做”。谁都可以这样说，唯独中层管理者不能，因为你是企业中最专业的人群。如果等到旧的方法方式出现问题时，才开始考虑变革，这不是管理企业，而是被企业和环境所管理，中层管理者自己成了一个被动的救火队员，变成了沙坑边上的旁观者。
    二、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提出多套处理方案，让高层管理者做选择题而不是问答题
    很多中层管理者喜欢带着问题去问领导“这事该怎么办？”然后按照领导的意图执行，当问题产生时，将责任全部推给领导。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是专家。因此当出现问题时，不要拿问题去考验领导，中层管理者首先要拿出至少两套的处理方案，分析各个方案的优点与不足，然后从专业的角度提出自己倾向的方案，让领导在众多方案中作比较，结合中层管理者的专业意见，做最终的决策。这样可以避免高层管理者“拍脑袋”的决定，使决策能够更科学，更合理。
    三、即使高层管理者坚持己见，也要主动做好防范工作，将风险降到最低
    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经验的人是卓越的人，能够做到从自己错误中吸取经验的人已经算是不错，因此高层管理者不愿听取中层管理者意见而坚持己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很多中层管理者这时候认为自己已经尽到提供意见和建议的职责，决策是领导定的，此事的后果与自己无关，然后等待着，甚至期待着用失败来印证自己是对的，领导是错的。这又是一种旁观别人掉陷阱而不施救的典型。公司花钱请中层管理者的目的是处理问题、而不是来看笑话的，中层管理者应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或经验，更谨慎，更具备前瞻性的考虑领导的决策在哪个环节、哪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尽力做好防范工作，一旦出现问题，能够马上做出补救，将风险降至最低。这也能体现中层管理者的专业价值，使高层管理者更加信服专业价值，后期会更重视中层管理者的专业意见。
    投资人和创业者应以谈判或法律途径等更为资本市场所认可的方式破解困局，而最大化尊重普通投资者的权益。
    近日，雷士照明创始人、前董事长吴长江与投资方代表阎焱围绕公司管理权的争夺日渐升级。在吴长江表态自己是“被逼辞职出走”之后，雷士照明员工、供货商及销售商以威胁罢工、收货等形式给予支持。阎焱则以吴“私吞奖金及公司地块”作为反击。随着两大电商企业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及凡客诚品创始人陈年分别表态“挺吴”和“挺阎”，雷士的这场内讧亦升级为一场国内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的博弈。
    热闹归热闹，究其实质，这场企业管理权争夺战正是一个创业投资过程中因所谓双边道德风险而导致内耗的典型案例。一家接受投资的创业企业能否创业成功，实际取决于创业者和投资人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企业盈亏，也是由两者共同分享或承担。加之创业者和投资人本身也不可能实现充分的信息透明对称，这就使得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有为攫取更大私人利益而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
    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相比海外的创业企业，这种因双边道德风险而起的创业企业内耗在国内创业投资中却更为普遍，而这一现象的形成，正与国内创业投资领域中极具“东方特色”的三方面因素有着密切关联。
    其一，正如一位美国资深投资家所言，中国投资创业企业的风险投资人大多来自金融领域，而在美国，多数风险投资人都具有实业企业运营的背景。这一差异使得国内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就企业实际经营发生隔阂分歧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其二，相比于国外创业者，国内的创业者往往借助个人魅力和人情笼络，事实上对于企业尤其是核心人力资源有着异乎寻常的控制力。而一旦创业者和投资人产生分歧，这种基于忠诚、知遇之恩等文化因素的控制力使得创业者更容易获得加分。
    其三，在国内创业投资过程中，投资人进行投资的模式往往较为单一，大多是直接的现金入股。相比之下，在国外的创业投资过程中，投资人可能会以可转换债券等更具灵活性的契约工具进行规避——一旦创业者或投资人不能充分履行对企业的责任义务，那么可能会触发可转换债券这类金融工具的条件设定，而使利益受损的一方获得补偿。
    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相对灵活的制度工具安排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博弈机制，雷士这样的双边道德风险困局才会激化致员工示威、投资人创业者互相爆料这样如此戏剧化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对于一家已经上市的公众公司而言，不可避免地会对其正常的生产经营乃至长远发展构成干扰。
    随着国内创业热潮的持续和进一步升温，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也可能会遭遇类似的困局。鉴于此，国内创业者和投资人均应以此次雷士风波为鉴，一方面通过更完备的制度安排为在契约框架内破解双边道德风险困局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一些上市创业企业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也应更加注意约束自身行为，以谈判或法律途径等更为资本市场所认可的方式破解困局，而最大化尊重普通投资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