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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011年以浙江温州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全国范围内民营企业债务危机，虽然有中国民营企业本身“心智不全”所导致的急功近利等问题，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已成不争事实。虽然民营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反映的是宏观经济问题。对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如果只是一味地停留在做表面文章，继续错失改革良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就会被逐渐侵蚀，经济问题不仅会演变为社会问题，而且还会演变为政治问题。由此可见，厘清当前中国民营企业之困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才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不接地气”的改革只能是“折腾”。
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之困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之困境，概括言之，有政策体制之困、成本攀升之困和自身冲动之困。
(一)政策体制之困
在城市化加速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21世纪前20年可谓中国难得战略机遇期，但就逝去的过半时间而言，民营企业远没有迎来所谓战略机遇期。经济扩张时期，民营企业主要体制问题反映的是投资方向“双轨制”(许多赚钱领域没有民营企业投资份额)；经济紧缩时期，民营企业主要体制问题反映的是金融体制“双轨制”(压贷款规模，首当其冲压民经营企业贷款规模)。回顾三十余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反映的是实体经济领域“双轨制”，而目前贷款“双轨制”反映的是金融领域“双轨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没有击垮中国民营企业，为何时隔两年后中国民营企业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原因无他，实质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国经济体制出了问题。
对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得不说，当时中国的政策制定有考虑欠妥之处。一方面，中央政府4万亿元投入以及地方政府利用投融资平台超大规模基建投入，必然在社会财富“总盘子”中对民营企业所能支配财富产生严重“挤出”效应，大量银行把贷款额度用到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而正常需要流动资金贷款的民营企业出现了贷款无门情况。早在2009年起，许多民营企业为了弥补流动资金不足，就已“剑走偏锋”，通过各种“影子银行”(各种典当公司、担保公司、贷款公司、投资公司等)发放高利贷，解决一时急需周转资金不足问题，但银行长期对中小企业贷款趋紧，自然而且必然出现大量企业资金链短裂问题；另一方面，集中大量社会财富的银行把主要贷款流向“铁公基”领域，拉动了生产资料需求，从而不断抬高生产资料价格，尤其在国际原油、矿石市场上，中国充当了实际上哄抬物价角色，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因中国刺激经济政策，国际原油价格短时间由2008年底每桶不到40美元迅速拉升到每桶80美元，再加上各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于是乎，表面上中国又出现了流动性过剩情况。
这就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真正的“寒冬期”，一方面，中国2010年下半年银根紧缩，银行贷款对民营企业贷款不断趋紧，民营企业不得不寻求银行以外融资通道，一部分既有一定规模又能搭上所谓“高科技产业”概念的民营企业依靠包装上“创业板”或“中小企业板”融资，大量民营企业则逼向了“影子银行”高利贷融资的不归之路。需要指出的是，在民营企业两极分化过程中，上市企业也偏离了正常主业轨道，大多上市企业融资规模超过实际项目资金需求规模，多余上市融资资金则通过进入房地产行业和成立“影子银行”(各种投资公司)寻求出路，而恰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偏差，这就使得中国股市上出现了较多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主业不如副业”怪象。
从长期作用看，中国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依然是垄断惹的祸。固然，当前中央政策要求各大银行成立中小企业贷款部，放宽中小企业贷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大银行上市后，各个股东对其都有资本回报要求，每笔贷款业务不管数量多少，但流程相同，而且大企业与大银行建立起来的长期合作关系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少于中小企业，从银行追求经济效益和防范风险而言，大银行对大企业并无过错，因为对大企业放贷才有规模经济效益。目前中国小城镇设立的各大银行网点，与其说是银行，还不如说是“抽血机”，因为真正的银行要有存、贷、汇三大功能，而遍布中国小城镇的各大银行网点只有存、汇两大功能，即只有吸收资金功能，即使有放贷功能，这些银行分支机构存贷率也远远低于大中城市银行存贷率，这些小城镇上大银行网点真正功能是把小城镇闲散资金吸引到大中城市放贷。因此，就长期因素而言，中国现实经济中的金融“双轨制”(集中表现为大企业有大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小企业没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才是中国民营企业出现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成本攀升之困
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对资源市场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而导致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包括土地、矿产资源及环境保护要求等方面提升。但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看，这些成本上升，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加以解决。土地成本上升，可以通过向空间发展获得再生空间；传统矿产资源价格上升，可以寻找替代材料加以解决；环境保护要求提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实现真正零排放。但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真正两大难于解决的问题，一是劳动力长期短缺问题，二是人民币升值问题。
1.劳动力短缺问题
中国人口红利再过10～20年将彻底消失，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不是“过剩”问题。一方面，中国可用劳动力人口(15～64岁)尽管还呈增加趋势，但中国少儿(0～14岁)抚养比呈不断下降趋势，而老年(65岁以上)抚养比开始呈现不断增加态势(图1)，中国劳动力密集企业将出现劳动力长期短缺局面；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泡沫化”，使得年轻一代越来越脱离物质财富创造(许多年轻人轻而易举拿到所谓本科学历后，就认为自己脱离了劳动阶层，“公务员考试热”经久不衰就是很好的佐证)，再加上只想占有财富坐享其成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房二代”大量出现和炫富表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缺失，中国已面临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严峻社会问题。未来中国劳动力问题已不是短缺问题，而是“有”与“无”问题、有价无市问题。目前，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农村地区，已找不到1970年后出生农民；未来，“世界工厂”的中国还将出现找不到1990年后出生工人问题。当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人只是物质财富消费者而不是物质财富生产者时，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进入可怕的“霍布斯”丛林状态。
图1 1982～2010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变化
2.人民币升值问题
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看，凡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工业化国家，都存在本币长期升值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一国经济起飞，工业化加速，表面其产品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占有率扩大，世界市场对其货币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世界主要货币美元发行国——美国，除非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使产品国际竞争力保持不变或提高，否则，必然出现因美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而导致美元不断贬值情况，再加上，美国通过超额发行美元，可以获得全球范围内“铸币税”收入，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就成为长期趋势。
(三)企业自身冲动之困
上帝要让人灭亡，一定先让他疯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各种机会诱惑，hold不住，既是人性弱点，也是民营企业弱点。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世界是平的”，而且身处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能通过互联网在虚拟经济领域纵横驰骋，但互联网上所表现的财富也可能“来得快去得快”。同时，虚拟经济、金融资本等领域都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之上，一味地脱离实体经济“炒”高自己，终究有被摔下时刻。趁火打劫式心态、击鼓传花式炒作，炒房、炒股、炒黄金、炒钱……仅是表现形式不同，实质内容如出一辙。
“全民炒房”、“全民炒股”、“全民放贷”，民营企业、百姓蒙着眼睛走钢丝，脱离主业，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结果炒得越高，摔得越惨。在资本狂欢中，谁都想进“天堂”，不想进“地狱”，但事实上进“天堂”的永远是少数，进“地狱”的永远是多数。赚快钱，要有赚快钱的能力，但中国较多民营企业容易患“狂躁症”，往往忘记了自己是谁。
二、温州债务危机实质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城市，大批民营企业不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牺牲”，而是在所谓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倒下”，令人费解。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温州经济问题早在世纪之交就初露端倪。
在此，不妨对民营企业发展中都“中过枪”的温州、常州两个城市进行对比。常州属江苏省，虽然经常被外界与苏州、无锡捆绑一起，称为“苏锡常地区”，且也是“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但在江苏省属于二流城市；温州，尽管在改革开放中以“温州模式”扬名天下，但在浙江也始终排在杭州、宁波之后，也属浙江省二流城市。而且，经济总量常温两市也几乎等同，2010年常州GDP2976.7亿元、温州GDP2925.6亿元。常温两市经济发展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温州债务危机爆发根在政府。
第一，温州投资环境欠佳，使得温州不仅难于吸引外来资本，而且使得本土资本也难于坚守故土。近年来，温州大搞城市开发与建设，“设圈”拔高地价，故意让温州商人“炒地”、“炒房”，结果温州炒高了地价，炒高了房价，赶跑了实体经济，吹鼓了房产经济；同时，作为1984年就列为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的温州，引进外资工作长期“空中喊话”。2010年常温两市实际到账外资比较，常州为26.7亿美元，温州仅为1.76亿美元。
第二，赚快钱、追求暴利成为温州商人普遍心态，使得温州经济过早地由实体经济为主转为投机(投资)经济为主。20世纪80年代，温州商人依靠“五把刀子走天下”(背上菜刀开饭馆，拿起剪刀开缝衣店，带上劈刀开修鞋店，夹起剃刀开理发店，拿着螺丝刀开修理店)为契机，解决了城市居民生活中“三难”(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问题，并由这些人打开了温州小商品的国内市场。也许“行商”比“住商”更有对市场变化的洞察力，当中国大经济环境开始“泡沫”显现，温州商人已早他人一步抢得了市场先机，于是乎，“赚快钱”、“暴富”成为了温州商人经商的显著特征。相对而言，常州商人则主要以“保守”、“传统”、“小富即安”为特征，企业小而多，但很少离开传统主业，除非政府对污染、高耗能企业清理“门户”，否则，常州企业不会离开故土。2004年后的中国经济尽管出现了新的一轮高速增长，但温州落得“墙内开花墙外香”结局：一方面，温州商人天下驰骋，股票、期货、房地产、农产品、矿山……无不成为温州商人炒作对象；另一方面，资本的对外转移和对实体经济远离，温州本土经济早在2005年已呈相对衰退状态。常州则从经济总量低于温州的城市，到2010年成为超过温州的城市(图2)。
高房价使得温州成为主要依赖房地产行业的城市，由此，温州自2005年以来成为了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房价不仅高出一般地级城市，甚至高出中央直辖市，但由此使得温州也成为产业空心化城市。与常州相比，2010年温州全市房价为常州全市两倍以上(图3)。2008年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推出，使得温州经济再次呈现出“三分之一搞主业、三分之一搞地产、三分之一搞投机”局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资金流向也大体符合笔者先前判断。做实业，不可能有暴利，也不可能长期助长暴利。只有拿高利贷去赌更高暴利，才有可能不断推高暴利，也才有可能摔得如此惨烈与如此狼狈。
图2 2005～2010年温州、常州两市地区生产总值(GDP)比较
图3 2010年温州、常州两市房价比较(包含所辖县市)
图4 2009年温州、常州两市研发投入比较
第三，新兴产业对企业家要求“高门槛”，使得温州企业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很难找到市场和技术优势。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不同于传统产业，要求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但温州与常州不同的是，温州投资环境不佳，难于吸引海外真正高技术创新团队，而温州本土传统企业不仅缺乏守住主业信心，而且研发投入不足。从常温两市比较看，2009年温州研发投入不到常州一半，而且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也不到常州一半(图4)。
三、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之路
民营企业联系到千家万户利益，不仅仅是老板一方利益。对于民营企业发展，需要国家政策制定者“跳出民营看民营”，方能找准方向，对症下药；同时，民营企业本身也要反省自己，调整思路，放正心态。
(一)宏观经济政策要真正能够纠偏民营企业发展困境，需要“表本兼治”，而不是“治表不治本”，也就是说，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种种短期调整政策外，还需要经济体制大调整。即在政策上，尽量发挥市场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不要轻易干预市场，政府需要的是对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和对幼稚产业、幼稚企业扶持；在体制上，减少垄断，尤其是金融垄断，放开中小银行设立门槛，让真正本土中小银行服务本土中小企业，鼓励民间资本成立中小银行，变脱离监管的“影子银行”为真正公开、接受监管的合法银行。
(二)民营企业稳健发展，坚守两大“铁律”：第一，坚持可持续性，民营企业业务选择合乎理性，符合发展趋势；第二，坚持可控制性，不要随意进入没有把握领域，不要随意放弃主体市场。
(三)民营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在坚守主业基础上，坚持科技创新之路。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新兴产业离不开相关产业，新兴产业是对传统产业“扬弃”，而不是“抛弃”，要由政府、产业、科研、高校等营造产业集聚环境，实现产业“化学反应”，推进产业升级。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