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视角下的民营化现象：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

【内容提要】 本文对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管理学领域对民营化的研究尚显不足。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分析，进一步提出一个从多个层面，通过管理学视角对民营化现象进行理论化的研究框架，以期推动国际管理学领域中民营化研究的发展。
    【关 键 词】民营化管理学 视角多层面 研究框架
    一、概述
    
    在过去的20年中，民营化(privatization)现象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里的研究重点(Megginson, Nash & Vanrandenborgh, 1994; Megginson & Netter, 2001; Estrin, Hanousek, Kocenda & Svejnar, 2009)。狭义的民营化是指国家将企业所有权或者控制权转移到私营部门(如个人或私营公司)的手中。广义的民营化则是指所有提升私营部门在经济中地位的活动和政策，如放宽限制、开放市场或削减补贴等等(Zahra，Ireland，Gutierrez & Hitt，2000)。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中的学者针对民营化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旨在解释和探讨民营化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公司的效率(efficiency)、价值(value)和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Estrin et al.，2009)。
    但是，民营化现象在管理学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在最近的10年，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文章为数寥寥。2000年，《管理学会评论》(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出版了一期特刊，针对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学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管理学者针对民营化所涉及的诸多管理问题，如高管团队(Wright, Hoskisson, Busenitz & Dial, 2000)、公司治理(Dharwadkar, George & Brandes, 2000)、进入战略(Doh, 2000)、制度变迁(Johnson, Smith & Codling, 2000)、企业家精神(Spicer, McDermott & Kogut, 2000)和公司绩效(Cuervo & Villalonga, 2000; Ramamurti, 2000)等，提出了很多理论框架和假设。然而在此之后鲜有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论文对这些框架和假设进行证伪和拓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相对于1990-1998年，2000-2008年间全球民营化的交易规模从2720亿美元上升到4527亿美元①，增长66.4%。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之一，民营化的交易规模从176亿美元上升到1707亿美元，增长867.5%。民营化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很多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学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和回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营化实践的效率和效果。
    本文中我们将对过去10年中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寻找民营化现象在管理学领域中未受足够关注的原因，并总结现有研究中有待补充和研究的问题。针对管理学中民营化研究的现状，我们提出一个从管理学视角对民营化现象进行多层面研究的框架，以期推动管理学领域里的民营化研究。
    二、文献综述
    
    在这里我们将民营化定义为国家将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转移给私营部门的动态过程。我们首先以“民营化”(privatization)为摘要关键词，通过Business Source Premier数据库对2000年以来发表在国际一流的管理学期刊②的文章进行了检索。选择2000年作为文献回顾的时间节点，一方面是因为民营化在近10年中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Villalonga已经对2000年之前的民营化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Villalonga，2000)。根据这一筛选条件，我们共识别出43篇与民营化相关的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精读，我们对这些检索到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筛选。因为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民营化中的管理问题，因此我们剔除了样本中不以民营化为研究重点的研究(McCarthy, Puffer & Naumov, 2000; Puffer & McCarthy, 2003; Tan, Li & Xia, 2007)以及研究重点不是管理学问题的研究(Hassard, Morris & Sheehan, 2002; Lülfesmann, 2007; Boubakri, Cosset & Smaoui, 2009)共11篇。最终，我们共识别出32篇民营化研究。表l总结了这些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主题，理论基础，分析单元以及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Zahra与他的同事(2000)已经对所有发表在2000年《管理学会评论》以民营化为主题的特刊上的研究(共9篇)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因此，我们并没有在表1中总结这些研究。但是在后文中，我们会将它们与表1中的研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讨论。

同时，我们还分别以“民营化”和“私有化”为关键词，通过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对发表在CSSCI管理学类期刊③上的研究进行了检索。剔除针对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以及公用事业④的研究，我们总共发现48篇与民营化相关的研究。许德音和周长辉(2004)曾经在对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中，将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研究分为规范型(normative)、描述型(descriptive)、文献型(review)、概念型(conceptual)、实证型(quantitative-empirical)、定性经验型(qualitative-empirical)以及数学模型(model)7种类型。其中，规范型和描述型往往不符合科学的研究范式，缺乏对过往研究足够的回顾和实证数据支持。因此，我们将规范型和描述型的研究从样本中剔除。最终，我们只找到8篇发表在国内管理学期刊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科学研究范式的民营化研究。表2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总结。

在过去10年中，国际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民营化的前因(antecedents)和后果(consequences)。研究民营化的前因需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1)国有企业为什么需要民营化；(2)在实践中，哪些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很多学者已经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导致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经济要素(如企业绩效等)进行了探讨(Laffont & Tirole, 1993; Estrin et al., 2009)，这些探讨所基于的假设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政府，换言之，哪些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取决于政府民营化国有企业的目标。在管理学领域中，许多学者试图透过管理学的理论视角来探寻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前因(Ramamurti, 2000; Drook-Gal, Epstein & Nitzan, 2004; Li, Ouyang & Zhou, 2005)。比如Li与其同事(2005)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基于资源的理论(Resource-Based View)建立了一个最优时机(optimal timing)模型来解释是否以及何时应该民营化国有企业。Ramamurti(2000)总结了过去的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公司、产业以及国家层面导致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原因。黄再胜和张存禄(2006)也对理论中对民营化动因的解释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进一步指出了尚待研究的问题。这些研究的特点之一在于将公司的特征与国家的意愿结合起来考虑，研究的重点也不囿于民营化的经济原因，因此补充了经济学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原因的解释。但略显不足的是，这些理论模型和框架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证伪，效度(validity)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民营化的后果即民营化对组织要素(organizational elements)以及公司绩效(performance)的影响。如前所述，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里的学者研究的焦点主要在于后者，即民营化对公司绩效的不同维度(如运营效率、盈利能力以及公司价值等)的影响(Megginson, Nash, Netter & Poulsen, 2004; Estrin et al., 2009)，而管理学者则更关注公司民营化后发生的一系列组织变革，如高管团队的变化(Peng, Buck & Filatotchev, 2003; Clark & Soulsby, 2007)、企业家认知和行为的变化(Spicer et al., 2000; Wright et al., 2000；Romero-Martínez, Fernández-Rodríguez & Vázquez-inchausti, 2010)、激励结构的变化(Cragg & Dyck, 2000; Rodríguez, Espejo & Cabrera, 2007)、所有者网络的变化(Corrado & Zollo，2006)以及拥有资源的变化(Makhija, 2003; Makhija, 2004)等。同时，一部分学者关注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外部环境(Erakovic & Wilson, 2005)；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民营化前的组织变革如何影响民营化后的组织调整(Tyrrall & Parker, 2005)。
    管理学者对民营化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解释了民营化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里的学者往往仅关注民营化对国有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direct effect)，而忽略了民营化影响企业绩效的中间过程。管理学者发现民营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民营化后的组织变革实现的(Erakovic & Wilson，2005)。换言之，民营化的直接影响往往只是改变了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这种改变本身对公司绩效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重要的是这种改变可以影响公司的决策和行为。只有决策和行为的变化，才会最终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
    其次，管理学者为民营化的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视角。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理论视角也以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为主，通过民营化后公司治理中激励(incentive)和监督(monitoring)的变化来解释民营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管理学者除治理结构之外，还关注民营化对公司其他组织要素的影响，如资源、知识以及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等。对这些组织要素进行研究，需要更加多样化的理论基础。因此，管理学者针对不同的组织要素，引入相应的管理学理论，从而丰富了民营化研究的理论视角。比如，许多管理学者通过兼并收购理论来研究民营化现象，发现收购方与民营化公司之间的组织匹配(organizational fit)和战略匹配(strategic fit)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民营化后的公司绩效(Uhlenbruck & De Castro, 2000; Meyer, 2002)。也有学者将民营化视为国有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Uhlenbruck, Meyer & Hitt, 2003)，并引入组织学习理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来探讨公司民营化后的学习能力和知识获取战略对民营化后公司的重组(restructuring)和竞争力的影响。多样化的理论视角，扩展并加深了我们对民营化现象的理解，也拓宽了未来民营化的研究空间⑤。
    纵然管理学者对民营化研究的贡献显著，管理学领域中对民营化现象的研究仍存在不足。通过系统性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过去10年中，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相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内的民营化研究而言数量甚少。同时，还有大量的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问题没有从理论或实证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说明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研究在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深入。首先，我们发现，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相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内的民营化研究而言数量甚少。除去2000年《管理学会评论》的民营化特刊，在过去的10年中，平均每年只有2篇左右的民营化研究发表在一流管理学杂志上。同时，民营化研究在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上的发表尚显不足。在我们的文献样本中，除去发表在《管理学会评论》民营化特刊上的9篇文章外，只有3篇文章发表在国际上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一致公认的顶级管理学期刊⑥中(Gomez-Mejia & Balkin，1992)，仅占发表总数的13%。
    我们认为，造成民营化研究在管理学领域中未受足够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民营化往往被视作一个转型经济体所特有的现象，并因此认为其研究结论对理解一般管理现象(general management phenomenon)的贡献有限。而消除这种误解的方式之一就是对民营化现象进行更加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化(generalized conceptualization)。这种理论化的目标是将民营化研究对理解一般管理现象的贡献和理解民营化本身的贡献结合起来。我们认为，民营化现象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仍是由基础的管理学要素组成，因此可以作为验证和发展现有管理学理论的重要研究背景。Makhija(2004)发表在《战略管理学报》上的《新兴经济体的重组价值：以捷克为例》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该研究中，Makhija以捷克的民营化为研究背景，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重组的过程，并基于此讨论重组本身以及参与重组的股东如何影响公司价值。该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民营化后的股权结构将如何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公司重组、股东资源以及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公司重组这一普遍存在的管理学现象也做出了贡献。
    其次，我们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过去管理学领域中民营化研究的分析单元以公司为主。在表1中总结的23篇文章中，有20篇(占86.96%)都是以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是组织的行为。但是，过于单一的分析单元，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营化研究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除了公司层面以外，个人和群体(population)也都是民营化研究的重要分析单元。一方面，民营化的诱因和影响是多层次的，公司层面的特征和变化诚然重要，但企业管理者个人层面以及民营化企业群体层面的因素也在民营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各个层次的要素之间也会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因此，对民营化进行跨层次(cross-level)的研究非常必要。从多个层次上研究民营化的前因后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营化现象，同时也会拓展民营化研究的发展空间(Ramamurti，2000)。
    第三，我们认为，管理学领域中的民营化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和改进。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以往很多研究仅仅是在民营化背景下研究管理学问题的初步尝试。表1中的23篇研究中有13篇(56.52%)是以理论框架、数理模型或者案例研究为主。理论框架和假设往往是试验性的，没有被大样本的实证数据所证伪。案例研究更多是描述性的，需要更多证据来建立因果关系。在另外10篇采用大样本实证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民营化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横截面(cross-sectional)数据(如问卷数据等)。这样的数据在反映民营化发生的动态过程时存在很大的局限(Uhlenbruck & De Castro，2000；Makhija，2004)。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民营化研究中，研究方法的问题更为严重，发表在CSSCI管理学期刊上的48篇民营化研究中，只有8篇符合科学的研究范式，仅占总研究数目的16.67%。在民营化研究中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发表民营化研究的必要前提。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更加严谨的研究方法和不同国家的样本对现有结论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和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进行检验，以完善和发展管理学领域内的民营化研究。
    第四，我们还对民营化研究的样本来源进行了总结。表1所列的民营化研究共有19篇为实证研究，其中14篇是以欧洲国家，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国家(如俄罗斯、捷克等)的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民营化交易量占全球民营化交易量的比重已经从1991年的0.05%上升到了2008年的30.84%。然而作为世界民营化活动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民营化进程却没有得到管理学者足够的关注。在表1中所列的19篇实证研究中，只有2篇是以中国的数据为基础，而且没有一篇是以中国的民营化公司为分析单元的研究。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中，也仅有2篇是基于中国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更多的研究则是对其他国家(如俄罗斯、韩国等)民营化经验的结论性总结，并以期指导中国的民营化实践(崔晚基，2003；金雪军、杨晓兰，2002；曲文轶，2002)。中国在制度环境、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与其他国家存在巨大差异(Buck，Filatotchev，Nolan & Wright，2000)，也决定了其民营化的方式和路径都存在很多的特殊性。而正是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吸取其他国家民营化实践经验和运用现有民营化理论的过程中保持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检验、补充和发展民营化的理论提供极佳的研究背景。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民营化进程，从而使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总之，我们认为民营化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还是研究管理学问题的重要环境和背景。将民营化现象理论化为普通存在的管理学现象，并通过严谨的研究方法对多层面的相关要素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民营化本身，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对其他管理学问题的理解。在下一节，我们将提出一个从多个层面对民营化现象进行理论化的研究框架，以期推动管理学领域中民营化研究的发展。
    三、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
    
    Ramamurti(2000)曾经提供过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框架，从公司、产业和国家3个层面来解释民营化的原因、方式以及影响。该理论框架侧重于民营化的经济属性，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民营化进行解析。本文中，我们在Ramamurti(2000)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引入管理学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补充和延伸，提出一个从个人、公司以及群体三个层面来分析民营化现象的研究框架，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民营化现象进行解析。同时，我们还将讨论在不同层面探寻民营化中基本管理学要素的方式，以期通过民营化的研究增加我们对一般情境下管理问题的理解。
    (一)个人层面：将民营化视为企业家转型、学习和自我选择的过程
    
    在民营化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往往被更换，因此，民营化也常常被视为国有企业更新其管理能力的过程(Dyck，1997)，但也有学者指出管理层和员工收购同样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经常采用的方式(Wright，Thompson & Robbie，1993)，通过这些方式完成的民营化往往不会带来管理层的变更。因此，民营化后企业管理者能力的提升就成为了民营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Spicer和他的同事(2000)指出民营化意味着管理者思维的转变。Romero-Martínez和他的同事(2010)研究发现民营化可以激发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揭示民营化后企业家精神产生的过程。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由政府任命，其职业路径和政府官员之间存在很多的交叉和重合⑦，其思维方式也与政府官员颇多相似之处。民营化后，这些国有企业管理者需要完成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角色转变。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并没有研究来总结和回答与这一角色转变相关的管理学问题，比如民营化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向企业家的转型，他们如何成功转型，为什么一些人的转型比较成功以及这种角色转换对于民营化后公司绩效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助于回答企业家精神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即哪些人更容易成为成功的企业家(Amit，Glosten & Muller，1993)。除此之外，在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转型过程中，管理者的学习过程至关重要。一方面，管理者可以通过各种职业教育，积累商业运营和管理知识；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来积累市场知识和经验。不同的学习方式之间相互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管理者能否成功地完成角色转换以及民营化后的公司绩效。因此，民营化是研究企业家转型和学习的理想的研究背景。通过将民营化视做企业家转型和学习的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民营化过程中管理者的角色转变，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以及产生方式。
    另外，民营化还可以被看做国有企业管理者中具有企业家特质的群体自我选择的过程。Spicer和他的同事(2000)发现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民营化政策。有些国家(如捷克)的市场化改革是通过对于国有企业快速的大众民营化(mass privatization)完成的，而有些国家(如匈牙利)则是通过国家与国有产权的购买者之间的谈判完成的。中国的民营化改革主要采取了后一种方式。在这种民营化中，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有企业管理者会主动寻求管理层收购，以求成为其管理企业的所有者。这一特征在中国近10年的民营化改革中体现的十分明显。在过去的研究中，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很少被认为是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因素，但实际中，这种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化的进程。企业家精神由国有企业管理者一系列的个人特质所决定，并深刻影响着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转型。将民营化的过程理论化为企业家自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审视国有企业管理者在民营化进程中的作用，完善对民营化诱因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的个人特质，进而增进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
    (二)公司层面：将民营化视为公司资源、治理结构和战略重组的过程
    
    有些学者认为公司资源是民营化后公司绩效和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Makhija，2003；Uhlenbruck et al.，2003)。在中国，经济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所拥有资源的类型和数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得到政府的支持也就更多。这种支持体现为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政府采购以及其他政策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民营化弱化了政府对民营化企业的掌控，也同时减弱了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Uhlenbruck和他的同事(2003；266)指出，民营化的公司必须“通过剥离不合适的资源，收购支持性资源，升级并整合现有资源的方式对公司的资源进行重组”以应对市场竞争。具体而言，民营化导致了政府支持和干预的减少。一方面，民营化迫使公司减少在资源获取中对政府的依赖并积极主动地寻找应对市场竞争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民营化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干预，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权力来选择其自己的资源组合。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民营化企业来说，由于市场环境尚不成熟，如何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通过其自身的资源重组来克服外部环境中的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s)是其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民营化往往伴随着大量资源重组的活动，是研究企业资源重组行为的理想背景。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资源的重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司在转型期所需资源的类型以及资源重组对公司转型之后绩效的影响。
    治理结构的重组也是民营化的结果之一。在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相对集中，政府持有大部分的股份。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主要应政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而生。民营化往往给公司的治理结构带来了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所有权结构变得更加分散和多样化；另一方面，治理结构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巨大变化给公司带来的挑战之一就是在民营化中管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Ogden & Watson，1999)。Ogden和Watson(1999)指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之一可能发生在股东与顾客之间。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往往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因此需要更多地在股东价值和顾客价值之间进行平衡。但是民营化之后，公司需要更加关注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可能导致顾客所获得价值的降低。即使在股东之间，不同类型股东之间的利益也因其不同的风险偏好和目标而很难协调(Thomsen & Pedersen，2000)。因此，民营化是研究在治理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时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研究背景。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治理的重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在公司的转型期管理一个不断变化和多样化的治理结构。
    民营化还往往伴随着公司战略的重要变革。研究者曾指出，国有企业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都非常不足(Laffont & Tirole，1993；Cragg & Dyck，2003)，这导致了管理者往往不会选择最有效的战略。民营化能够缓解治理结构中监督缺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因此能够使公司战略发生相应的变革。研究者指出民营化后的战略变革包括公司改变其地域和产品市场的范围(Cuervo & Villalonga，2000)、业务范围(Hoskisson，Johnson，Tihanyi & White，2005)以及创新战略(Munari & Oriani，2005)。但是，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发现，有关公司民营化后战略变革的研究非常少，同时，许多与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战略变革相关的管理学问题还没有得到良好的答案。比如，国有企业民营化后的业务范围是变得更加多样化还是更加集中？其竞争强度和方式是否与其他没有民营化的国有企业不同？其创新活动是因为激励机制的完善而增加还是因为政府支持的下降而减少？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民营化对公司战略的影响以及民营化的政策意义，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司战略变革的诱因和方式之间的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公司战略变革的理解。将民营化理论化为公司战略重组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三)群体层面：将民营化视为新的企业群体出现的过程
    
    民营化的研究很少将群体作为分析单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营化的企业在很多方面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很大的不同，是一个区别于以上两类企业的独特群体。本质上，民营化的企业是转型期的企业，受益也受制于计划经济。一方面，民营化的公司在资源方面往往较民营企业有一定的优势。对那些采取渐进性民营化政策的经济体，政府往往给予民营化企业一定的资源支持，以帮助这些企业完成其民营化的转型。另一方面，民营化的企业具有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组织惯性(inertia)，会阻碍其民营化的转型。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和员工都已经适应了国有企业的官僚结构，任何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都可能招致抵制。同时，国有企业的文化和观点在民营化的企业中往往根深蒂固，对这些要素的变革，往往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都使民营化企业更难在短期内转型为真正的民营企业。因此，民营化企业是不同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类特殊的企业群体。
    将民营化的企业看作是一个新的企业群体有两点意义。首先，群体生态学认为群体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各群体内组织的战略和生存机会(Baum & Singh，1994；Dobrev & Kim，2006)。将民营化的企业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有助于我们识别群体层面影响民营化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因素，换言之，就是民营化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如何因其细分市场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群体层面的特征(如群体数量、规模等)而改变。其次，群体层面的民营化研究还有其政策意义。如前所述，民营化催生了一个新的企业群体，对于民营化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了解这个新的群体的产生对其他企业群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至关重要。这种影响也将左右着政府民营化政策出台的速度和力度。
    (四)跨层次的研究：各层面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上文分别介绍了民营化研究中3个重要的研究层次，以及在各个层面中对民营化现象进行理论化的方式。然而，这3个研究层次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具体而言，个人层面因素往往是公司民营化的基础要素，直接决定是否要实行民营化以及民营化后的公司绩效，而这种动力往往需要通过公司层面的行为作用于企业，对企业产生影响。群体层面的要素构成民营化企业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以及公司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同样影响民营化的概率和效果。
    个人层面的因素往往是公司民营化过程中的基础要素，对公司层面和群体层面要素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民营化公司管理者在经营思维上的转型以及对市场竞争经验的积累和学习将直接决定企业民营化后重组的效率和效果。学习能力强、更具企业家精神的企业管理者可能会更加迅速的完成企业民营化后的资源配置、治理调整以及战略转型。而这又将缩短企业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进行转型的过渡期，调节群体层面变量对企业民营化后绩效的影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高效的企业重组将对企业民营化后的绩效产生积极地影响。
    但同时，个人层面的因素也受到公司层面和群体层面要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公司的资源状况和治理结构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通过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民营化的动力。自有资源比较丰富，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如股东较少或是身份较为单一)的国有企业更能够吸引外部投资者以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对其进行民营化。同时，外部环境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民营化公司的数量同样影响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进行民营化的意愿。如果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则作为国有企业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就会较为明显，此时管理者民营化企业的意愿较低。但如果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都被民营化，则有可能激发管理者的产权意识，从而使其更加积极地追求对其管理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
    公司层面的因素和群体层面的因素之间同样存在相互的联系和影响。群体层面的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战略选择。对于民营化的公司而言，如果其行业中有较多的国有企业，则说明该行业可能具有较强的政策属性。对于民营化企业而言，在战略上由政策性较强的行业进入市场性较强的行业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从而提高企业民营化后的绩效。另一方面，民营化企业的转型效率将直接决定其民营化后的竞争位置，从而对行业内其他群体的企业产生影响。转型较快的民营化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其作为转型期企业的资源优势⑧和机制优势⑨，建立起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从而对行业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我们通过图1对上述研究框架进行了总结。

    图1多层次的民营化研究框架

四、中国制度背景下的民营化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作为近10年中民营化活动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之一，其民营化的发展并没有得到管理学者的足够关注。很多学者指出，中国作为民营化研究的背景在政治体制、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Buck et al.，2000)。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中国的民营化企业成为了检验、补充并发展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学理论的极佳样本。而这则需要更多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下的民营化研究。
    首先，在个人层面，中国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政府官员职业路径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交替更是屡见不鲜。国有企业虽然在运营方式上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在组织结构和人员编制上仍然保留了计划经济色彩，与官僚制度紧密相连。这种制度设计造成了国有企业管理者风险偏好的扭曲和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国有企业管理者往往没有动力去积累市场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缺乏对企业的长远规划而更加注重短期业绩。但同时，在中国民营化的进程中，很多企业被以各种方式出售给了企业现任的管理者⑩，因此，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从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型和对市场竞争的适应和学习对于企业民营化之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民营化企业为研究民营化中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和素材，是非常理想的研究背景。
    其次，在公司层面，中国由于长期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在资源上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普遍缺乏市场竞争的能力。因此，在民营化中，如何对民营化企业的资源进行重组就变得非常微妙。如果直接切断对民营化企业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些企业很有可能因为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倒闭。但如果给予企业过多的支持，则有可能不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培养，对民营化企业的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民营化企业资源重组的时机和力度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而这恰恰也是现有的民营化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此外，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长期采用政府机关的管理方式，造成其治理结构不够健全，企业也不善于通过治理结构进行管理，因此，在民营化之后，如何调整和完善其治理结构就成了民营化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民营化企业的转型过程，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影响企业对其治理结构进行调整的因素以及这种调整对企业民营化后绩效的影响。
    第三，在群体层面，由于市场尚不成熟，经济环境中存在不能支持企业发展的“制度缺失”(institutional voids)(Khanna & Palepu, 2000)，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正因如此，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同造成了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民营化企业在企业资源、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鲜明的区别(Peng & Heath, 1996; Ralston, Terpstra-Tong, Terpstra, Wang & Egri, 2006)。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三者是边界较为清晰的群体，因此也是适用组织生态学理论(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对民营化在群体层面的影响进行研究的理想背景。通过对群体之间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民营化政策对经济生态的影响，从而更加深入的理解民营化的政策含义。
    五、结论
    
    本文对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进行了回顾。我们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发表在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上的民营化研究相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内的民营化研究而言数量甚少，许多与民营化相关的管理学问题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多个层面对民营化现象进行更好的理论化，以使其结论能够对一般情境下的管理学问题有所启示。同时应采用更加严谨的研究方法，对民营化的理论框架进行证伪和发展。基于以上建议，我们提出了一个从个人、企业以及群体3个层面对民营化进行理论化的研究框架，希望以此来推动管理学领域里民营化研究的发展。进而我们结合这一研究框架，对中国制度环境下民营化研究中重要的管理学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推动对针对民营化中管理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注释：
    ①由于世界银行关于民营化的最新数据为2008年数据，因此这里只比较2000-2008年与1990-1998年两个时间段。另外，该数据库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交易额超过100万美元的民营化活动。
    ②管理学界对国际主要管理学期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了国际上主要的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期刊包括：《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国际商务研究学报》(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管理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管理学研究学报》(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经济行为和组织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商业研究学报》(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亚太管理学学报》(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世界商务学报》(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和《英国管理学学报》(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③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2010-2011年的管理学类期刊目录中共有26份国内管理学期刊。
    ④本文中所关注的民营化主要是对非公用事业的民营化。
    ⑤这一贡献在国内期刊上的文献中则没有那么显著。如表2所示，大部分的研究理论基础仍然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
    ⑥这些期刊包括《战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
    ⑦具体而言，常常会出现某政府官员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或者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结束任期后调任某政府职位。
    ⑧在中国，政府对于民营化的企业往往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植，以帮助企业完成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变。这种扶植随着企业的转型完成而逐渐减少。
    ⑨企业民营化后，不受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限制，在运营和激励机制上都有了更大的灵活度。
    ⑩特别是2002年以来在以“主辅分离，改制分流”为方针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民营化的国有企业。
    【参考文献】
    [1]安义中、李丹：《投资组合理论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5期。
    [2]崔晚基：《韩国公企业的民营化》，《南开管理评论》，2003年第2期。
    [3]戴璐：《国有股退出程度的经济效果比较——对上市公司剩余国有股价值的分析》，《经济管理》，2008年第4期。
    [4]黄再胜、张存禄：《国有企业私有化动因研究评介》，《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7期。
    [5]金雪军、杨晓兰：《转型经济国家的管理层收购——以俄罗斯及东欧国家为例》，《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年3月。
    [6]刘光友：《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民营化中的私有化及其模型分析》，《管理科学》，2004第6期。
    [7]刘小玄：《国有企业改制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
    [8]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9]曲文轶：《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以俄罗斯经济转轨为例》，《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年4月。
    [10]王艳、孙培源、杨忠直：《开放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各方参与主体的策略博弈分析》，《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9期。
    [11]许德音、周长辉：《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评估》，《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12]曾庆生：《大股东民营化与上市公司绩效》，《经济管理》，2004年第10期。
    [13]Amit, R., Glosten, L. and Muller, E. 1993. "Challenges to Theory Develop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30, pp. 815～834.
    [14]Baum, J. and Singh, J., 1994, "Organizational Niches and the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0, pp. 346～380.
    [15]Boubakri, N., Cosset, J. C. and Smaoui, H., 2009, "Credible Privatization and Market Sentiment: Evidence from Emerging Bond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40, pp. 840～858.
    [16]Buck, T., Filatotchev, I., Nolan, P. and Wright, M., 2000, "Different Paths to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and Chin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35, pp. 379.
    [17]Clark, E. and Soulsby, A., 2007, "Understanding Top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rough Demographic and Processual Analysi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4, pp. 932～954.
    [18]Corrado, R. and Zollo, M., 2006, "Small Worlds Evolving: Governance Reforms, Privatizations and Ownership Networks in Ital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5, pp. 319～352, April.
    [19]Cragg, M. I. and Dyck, I. J., 2000, "Executive Pay and UK Privatization: The Demi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47, pp. 3～18.
    [20]Cragg, M. I. and Dyck, I. J. A., 2003, "Privat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19, pp. 176～217.
    [21]Cuervo, A. and Villalonga, B., 2000, "Explaining the Variance in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581～590.
    [22]Czaban, L. and Whitley, R., 2000, “Incremental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a Transforming Society: Managing Turbulence in Hungary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37, pp. 371～393.
    [23]Dharwadkar, R., George, G. and Brandes, P., 2000, "Privatiz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 Agency Theory Perspectiv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650～669.
    [24]Dobrev, S. and Kim, T., 2006, "Positioning among Organizations in a Population: Moves between Market Segm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51, pp. 230～261.
    [25]Doh, J. P., 2000, "Entrepreneurial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Order of Entry and Local Partner Collaboration As 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551～571.
    [26]Domadenik, P., Pranikar, J. and Svejnar, J., 2008, "Restructuring of Firms in Transition: Ownership, Institutions and Openness to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9, pp. 725～746.
    [27]Drook-Gal, B. S., Epstein, G. S. and Nitzan, S., 2004, "Contestable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54, pp. 377～387.
    [28]Druk-Gal, B. S. and Yaari, V., 2006, "Incumbent Employees' Resistance to Implementing Privatization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59, pp. 374～405.
    [29]Dyck, I. J. A., 1997,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Germany: Management Selec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pp. 565～597.
    [30]Erakovic, L. and Wilson, M., 2005, "Conditions of Radical Transform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6, pp. 293～313.
    [31]Estrin, S., Hanousek, J., Kocenda, E. and Svejnar, J., 2009, "The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and Ownershi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7, pp. 699～728.
    [32]Filatotchev, I., Wright, M., Uhlenbruck, K., Tihanyi, L. and Hoskisson, R. E., 2003,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38, pp. 331.
    [33]Gomez-Mejia, L. R. and Balkin, D. B., 1992, "Determinants of Faculty Pay: An Agency Theory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5, pp. 921～955.
    [34]Hassard, J., Morris, J. and Sheehan, J., 2002, "The Elusive Market: Privatization, Politics and State-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3, pp. 221～231.
    [35]Heracleous, L., 2001, "State Ownership, Privatiz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Singapore: An Exploratory Study from a Strategic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8, pp. 69.
    [36]Hoskisson, R. E., Johnson, R. A., Tihanyi, L. and White, R. E., 2005, "Diversified Business Group and Corporate Refocus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31, pp. 941～965.
    [37]Johnson, G., Smith, S. and Codling, B., 2000, "Micro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572～580.
    [38]Khanna, T. and Palepu, K., 2000, "The Future of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Long-run Evidence from Chi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3, pp. 268～285.
    [39]Lülfesmann, C., 2007, "On the Virtues of Privatization When Government Is Benevol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64, pp. 17～34.
    [40]Laffont, J. J. and Tirole, J. A., 1993, Privatization and incentives. in J. J. Laffont and J. A. Tirole(Eds)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 pp. 637～65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1]Li, S., Ouyang, M. and Zhou, D., 2005, "Modeling Privatization As a Firm Strateg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58, pp. 37～44.
    [42]Li, S., Vertinsky, I. and Zhou, D., 2004,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57, pp. 1145～1152.
    [43]Makhija, M., 2003, "Comparing the Resource-Based and Market-Based Views of the Fir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zech Privatiz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4, pp. 433～451.
    [44]Makhija, M. V., 2004, "The Value of Restructur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Czech Republic",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5, pp. 243～267.
    [45]McCarthy, D. I., Puffer, S. M. and Naumov, A. I., 2000, "Russia's Retreat to Statiz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35, pp. 256.
    [46]Megginson, W. L., Nash, R. C., Netter, J. M. and Poulsen, A. B., 2004, "The Choice of Private Versus Public Capit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Privatizations", Journal of Finance, Vol. 59, pp. 2835～2870.
    [47]Megginson, W. L., Nash, R. C. and Vanrandenborgh, M., 1994, "The Financial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A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e, Vol. 49, pp. 403～452.
    [48]Megginson, W. L. and Netter, J. R., 2001,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9, pp. 321～389.
    [49]Meyer, K. E., 2002, "Management Challenges in Privatization Acquisition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37, pp. 266～276.
    [50]Munari, F. and Oriani, R., 2005, "Priv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turns to R&D Investments", 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Vol. 14, pp. 61～91.
    [51]Ogden, S. and Watson, R., 1999,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Balancing Shareholder and Customer Interests in the U.K. Privatized Water Indust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2, pp. 526～538.
    [52]Peng, M. W., Buck, T. and Filatotchev, I., 2003, "Do Outside Directors and New Managers Help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Russia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38, pp. 348.
    [53]Peng, M. W. and Heath, P. S., 1996, "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1, pp. 492～528.
    [54]Puffer, S. M. and McCarthy, D. J., 2003, "The Emerg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uss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38, pp. 284.
    [55]Ralston, D. A., Terpstra-Tong, J., Terpstra, R. H., Wang, X. and Egri, C., 2006, "Today'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 China: Are They Dying Dinosaurs or Dynamic Dynamo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7, pp. 825～843.
    [56]Ramamurti, R., 2000, "A Multilevel Model of Privatiz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525～550.
    [57]Rodríguez, G. C., Espejo, C. A. D. and Cabrera, R. V., 2007, "Incentives Management During Privatization: An Agenc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4, pp. 536～560.
    [58]Romero-Martínez, A. M., Fernández-RodrGuez, Z. and Vázquez-inchausti, E., 2010, "Exploring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n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45, pp. 2～8.
    [59]Spicer, A., McDermott, G. A. and Kogut, B., 2000, "Entrepreneurship and Privatization in Central Europe: The Tenuous Balance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Cre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630～649.
    [60]Tan, J., Li, S. and Xia, J. 2007. "When Iron Fist, Visible Hand and invisible Hand Meet: Firm-Level Effects of Vary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60, pp. 786～794.
    [61]Thomsen, S. and Pedersen, T., 2000,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argest European Compan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21, pp. 689～705.
    [62]Tyrrall, D. and Parker, D., 2005, "The Fragmentation of a Railway: A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2, pp. 507～537.
    [63]Uhlenbruck, K. and De Castro, J. O., 2000, "Foreign Acquisi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utcomes of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3, pp. 381～402.
    [64]Uhlenbruck, K., Meyer, K. E. and Hitt, M. A., 2003,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Resource-Based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0, pp. 257～282.
    [65]Vaaler, P. M. and Schrage, B. N., 2009, "Residual State Ownership, Policy Sta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Following Strategic Decisions by Privatizing Teleco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40, pp. 621～641.
    [66]Villalonga, B., 2000, "Privatization and Efficiency: Differentiating Ownership Effects from Political, Organizational and Dynamic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42, pp. 43～74.
    [67]Wright, M., Hoskisson, R. E., Busenitz, L. W. and Dial, J., 2000, "Entrepreneurial Growth through Privatization: The Upside of Management Buyou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591～601.
    [68]Wright, M., Thompson, S. and Robbie, K., 1993, "Finance and Control in Privatization by Management Buy-Out",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 Vol. 9, pp. 75～99.
    [69]Zahra, S. A., Ireland, R. D., Gutierrez, I. and Hitt, M. A., 2000., "Privatiz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Transformation: Emerging Issues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pp. 509～524.
    【作者简介】武常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系；韩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系（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