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边界消失观的论据评判（中）

三、从知识治理角度对论据二的批判
    
    从知识治理角度分析论据二的错误。基本结论是：分布知识与企业权威相容。以分布知识与权威的不相容为由，否认企业和企业边界的存在的观点既不符合现实，又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许多学者提出了“分布式知识”条件下企业权威正受到挑战和削弱的观点，甚至认为分布知识与企业权威是不相容的；并以分布知识与企业权威的不相容为由，否认企业的存在，从而否认研究企业边界的意义。针对这些学者的论据，笔者赞同Foss K和Foss N J的观点，认为应该在对权威准确定义的基础上，来分析分布知识与企业权威的相容性，以及企业边界的存在性问题。Foss K和Foss N J[14]从知识治理的角度否定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关于分布式知识存在的条件下权威不再是有效协调机制，以及企业和企业边界不存在的观点。他们正确地指出，西蒙对权威的定义相比其他学者的权威定义而言更精确，且与相邻概念如领导能力（leadership）不容易混淆。西蒙早期[15]的企业定义与科斯提出的“雇员同意在可接受范围内服从雇主的命令”[16]这个企业权威定义是相似的，他也把企业权威定义为企业老板在工人接受的范围内选择工人的行动方案。但西蒙1951年的企业权威定义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雇工的行动方案完全由雇主权威决定，而完全排斥了雇员的自由裁量权。而事实上，企业权威与雇员的自由裁量权通常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常常是并存着的。而西蒙后期的企业权威定义：企业权威并非完全地，甚至并非主要地用于指挥和规定具体的行动；相反，企业权威是以要产生预定的某种结果，要适用某种原则，或达到限定的目标等形式出现的一种命令，也即是说，雇主的命令往往只规定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具体规定达成最终目标的方法。[17]显然，这种权威的定义允许自由裁量权的授权的存在。正如阿洪和泰勒尔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扩展的定义把企业内部层级之间的代理关系纳入到了企业内部的权威关系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雇主事后可以单方面改变授权的范围和程度的权利。此外，在关于如何最好地执行任务这点上，这个扩展后的企业权威概念并没有预设雇主至少跟员工掌握同样多的知识。[18]也就是说，雇主只规定自己想达到的目标，而允许雇员运用自己独有的分布式知识去完成它。分布式知识概念最早由哈耶克提出，他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要强调由分散个体拥有的社会知识的主观性、稍纵即逝和隐含性。[19]值得注意的是，正如Foss和Vazquez等学者指出的，雇主将保留最终决定权，以便有必要时，可以否决雇员出于机会主义等原因利用被授予的决策权做出损害雇主或整个企业利益的决定。[20]如果采用西蒙后期（1991年）的企业权威定义，则企业权威和分布式知识之间无疑是兼容的。
    综上可见，以分布知识与权威的不相容为由，否认企业的存在的观点既不符合现实，又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相反，分布式知识条件下企业权威受到挑战和削弱的事实，只能说明企业权威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是有各自的适用范围的，而“范围”与“范围”之间，是有“界限”的。也即是说，企业和市场之间存在清晰的边界。因此笔者认为，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分析企业权威和市场等分工协调机制各自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才是正确的理论思路。
    四、对论据三的方法论批判
    
    论据三是以现实中市场和企业之间逐渐地相互渗透和交融现象为依据，否认研究企业边界的理论意义的观点和思路，其实证依据是以现实中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来论证和判定企业和市场之间边界的模糊性，从而否定研究企业边界的意义。然而笔者认为，从方法论角度看，上述论据存在着严重的瑕疵，是犯了把“现实类型”误作为“理想类型”，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类型”混淆在一起的逻辑错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只有从少数几种可区分的理想类型的分析中，才能真正理解“渐变一体化”这种边界演变现象发生的原因。
    笔者在此借用弗莱堡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欧肯[21]把“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区分的思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前述这些企业边界不存在观进行研判。
    有关方法论中“理想类型”与“现实类型”概念区分的分析，源于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如何处理理论的现实性和抽象性这对基本矛盾的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思想史上，历来存在着有关如何处理理论的现实性和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矛盾的方法论之争。距今较近及最具影响力的是弗里德曼和科斯之间的论战。弗里德曼认为，理论的有效性不应以假设的现实性来评判，而应通过对理论所解释之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他甚至认为，一般而言，某种理论越优秀，它的假设往往越超脱现实。[22]相反，科斯则认为，理论预测的准确性并非唯一重要的目的，理论的目的在于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因此假设必须基于真实世界，只有这样，研究的才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世界。[23]
    为了厘清学者们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边界存在性问题研究上的方法论谬误，有必要先回顾和归纳欧肯在有关如何处理理论的现实性和抽象性之间矛盾的方法论问题上提出的独到见解。这对于从方法论根源上厘清当今一些流行的学术论点及其论据的谬误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欧肯是弗莱堡学派的杰出代表，也是最早提出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类型”概念区分开来的学者。他认为，一方面，日常经济生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总是依赖于包括政治结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情况、种族、人们的信念以及各种制度在内的历史环境，而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环境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差别甚至会很大，这就迫使科学把日常经济生活的总体联系问题总是作为历史问题提出来。问题的历史性要求观察、直觉、综合、理解、设想自己处于个别的生活之中；同时，另一方面，一般的理论的性质则要求理性的思维和分析，需要用思想上的模型来开展研究工作。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仅会带来制度的更快变化，并且因此而使问题的历史的、变化的性质更强烈地显现出来，而且这些变化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环境的整体和全面的描述，试图通过对事实的收集和分类、通过描述各个经济局势最后达到一个被称作理论的总图像，来达到对于具体的经济的认识，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这种做法只会使研究永远落在现实后面而不可能得到它的真相。只有在全部历史的——个别的多样性和它不断的变化中把握问题并且通过升华而把它引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才能达到不论经济生活如何发展，都能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在全部历史的——个别的多样性和它不断的变化中把握问题并且仍然通过升华而把它引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
    欧肯从方法论的角度，在对现有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见解。他认为，从理论研究的着眼点来看，人们可以从两种根本不同的着眼点来观察现象世界。构成科学研究兴趣的对象的，一是对于那些处于特定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具体现象的认识，二是对这些具体现象的变化中反复出现的那些现象形式的认识。前一种研究专心于认识“具体”，或者说“个别”；后一种研究则专心于认识各种现象的“一般”。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着眼点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门格尔的看法与欧肯完全不同，门格尔认为，必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从而需要有两种科学来适应这两种不同的认识目的：其一：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任务是“认识在其个别的联系中的各种具体现象”，其二：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则是认识“它们的相继秩序的规律”和“一般本质”①。对此，欧肯持反对意见，他指出，门格尔试图用一种与观察和认识具体事物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来达到认识事物的一般本质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是既远离了实际，也达不到认识事物一般本质的目的。
    欧肯通过对“概括”的抽象和“着重强调”的抽象这两种方法比较后指出，其一：经验主义只偏重用“概括”的抽象方法来进行研究是注定要失败的。它试图通过对事实的收集和分类、通过全面描述各个经济局势最后达到一个被称作理论的总图像。希望这样去达到对于具体的经济的认识。它想要的是“现实主义”。但是这种观察和对实际的全面地描绘，其结果必然是堆积起一大堆材料和大量事实。而随着历史实际的不断变化，就需要不断地观察和描绘新的实际，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永远地跟在历史变化之后而够不到它的“夸父追日”式悲剧。其二：“着重强调”的或“孤立”的抽象则是与“概括”的抽象形成尖锐对比的一种抽象方法：“概括”的抽象想从许多事实、现象中抓住共同的东西；“着重强调”的抽象则强调具体现象的各个方面，并由此得到“理想类型”。通过“着重强调”的抽象法，当研究了更多的个别经济后，虽然事物的多种多样性变得更明确可见；但是，多样性却只是产生于每次不同的各种“理想类型”的组合。因而，通过“着重强调”的抽象法发现的各种纯粹形式的数目是可以全看清的。正如你可以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基本色，去调制出组成结构和搭配比例不同的极为丰富多彩的颜色；或如你还可以用两打字母构成组成不同、长度不同的极为多种多样的单词一样，也可以用经济活动的数目有限的、基本的、纯粹的形式来构成无法估量、多种多样的具体的经济秩序。科学的任务就是：用“着重强调”的抽象法来从事尽可能完备的研究。即尽可能找到所有那些纯粹的、理想类型的经济形式，使其能够包括一切经济生活现象。这样才可能达到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都能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的目的。有了这种形态学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过去的理论成就来研究现代的各种问题。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