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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转型经济阶段，由于市场化的不完善，公司的政治背景构成了影响公司治理最为重要的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厚度的增加以及社会的变迁，公司已成为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这一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将从更广泛的范围影响公司治理，这势必要求从社会资本层面对政府、企业与市场关系进行再思考，并立足实践，寻求公司治理研究演化的路径。
【关 键 词】公司治理 政治视角 社会资本
政治资源一直是企业重视的关键资源之一。就我国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企业的发展有别于西方现代企业的发展路径，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是一种内部人控制和行政干预的混合物，即李维安所提出的“行政性治理模式”，具体表现是“资源配置行政化、企业目标行政化、高管任免行政化”[1]。随着市场化进程和法制化建设的推进，企业的治理模式会逐步向市场转型，但行政色彩仍然未能避免。近年来，基于政治视角的公司治理讨论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大量研究关注制度背景尤其是政治环境对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影响。而我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赋予了公司治理更为丰富的内容，尤其是公司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资源是公司治理过程中获取社会资源、实现公司价值创造的“优质资源”，企业的这种广泛社会交往和联系即企业的社会资本，它和企业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2]。因此，根据Pichhadze(2010)的观点，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论来理解和描述最优公司治理框架，从而为研究公司治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基于政治视角的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回顾与总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府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主要通过“控制权”和“政治关联”两条途径。具体而言，“控制权”是指政府通过持股对公司施加控制；而“政治关联”主要表现为公司高管具有的政治联系。这两条途径是如何扭曲企业正常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而影响其资源配置效率的呢？以下将通过两条具体途径的经验研究作一个较为详细的回顾，从而梳理出基于政治视角的公司治理研究逻辑线索。
(一)政府控制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对于政府是否应当拥有和控制企业，经济学家一直进行着激烈争论。Barone(1935)提出，中央计划者可以像瓦尔拉斯拍卖者一样决定价格，使所有市场同时出清，并通过控制企业实现再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而Hayek(1935)则指出，国家缺乏决定均衡价格所需要的必要信息。Lange(1964)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瓦尔拉斯拍卖者与政府一样只拥有有限的信息；他认为中央计划者完全可以遵循市场自我价格调整的过程实现市场出清，并进一步实现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外部性的解决以及避免垄断等好处[3]。斯蒂格利茨则指出Lange的论述存在明显的问题，即否定了市场经济中激励和控制机制的重要性[4]。Alchian(1965)所作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缺乏效率。随后大量有关公司治理和政府行为的研究开始质疑国有企业，并在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Shirley & Walsh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上，市场竞争机制是否比所有权更为重要；国有企业是否比私营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国有企业是否比私营企业承受了更多的公司治理问题[5]。而Shleifer & Vishny在《掠夺之手》一书中，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不同学者们的假设前提，总结了经济学界有关政府控制企业和干预经济的三大模型：“扶持之手”，描述了一个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目的是为了纠正诸如垄断定价、外部效应、失业、不完善的企业信贷等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看不见的手”，其强调的是市场运行良好，政府只需要执行一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职能，比如提供法律、秩序和国防；“掠夺之手”，强调政府追求自身的私利，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6]。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经验证据普遍支持了政府控制引致国有企业经营业绩不佳。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类：代理观点和政治观点。Laffont & Tirole(1993)的代理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政府主体缺位问题，不像民营企业那样存在一个具有强烈监督激励的私人所有者，这导致国有企业的经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足够的激励去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Kornai(1979)的政治观点则强调，国有企业业绩不佳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存在的政治干预导致了企业经营限制和经营目标扭曲。如国有企业的经理可能会因为希望获得政治支持、追求充分就业来牺牲企业的盈利目标，然后把企业经营不佳的责任推给国家。这样，国有企业可能出现超额冗员、投资于产出低的项目和地区等，这些都将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低下。当然，Chang & Singh(1997)、Che & Qian(1998)等并不支持政府控制会必然带来国有企业业绩不佳。而这正如Shleifer & Vishny(1998)所研究的那样，政府控制可能同时存在着“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我国学者田利辉(2005)和赵昌文等(2009)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的业绩并无必然联系。
基于政治视角的大量文献主要通过直接考察政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或其他效率表现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政府控制的影响(Sun & Tong，2003；田利辉，2005；吴联生，2009；等)。但是，刘芍佳、孙霈和刘乃全曾指出，官方统计报告中对股本类型所作的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分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我国上市公司终极产权者的模糊界定，进而使许多先前从事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误入歧途(刘芍佳，2003)。事实上，与一般意义上的股东不同，政府作为大股东，除了关注收益权的分配外，将更为关注控制权的配置，政府控制国有企业核心就体现在控制权上。因此，追溯国有企业的终极控制主体，按照La Porta、Lopezde-Silanes & Shleifer(1999)以及Claessens、Djankov & Lang(2000)的方法，界定政府的控制权是非常必要的。王鹏和周黎安(2006)则认为，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存在“正向激励效应”，而其控制权过大往往会带来“负面侵占效应”。
(二)高管政治关联
公司高管政府背景问题，则几乎都围绕“政治关联”展开。Faccio(2006)和Fan等(2007)将“政治关联”界定为公司的大股东、高管(包括CEO、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或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在政府或议会工作，或者与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存在“紧密关系”，或者基于政治捐赠获得的政治关系等。
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认为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有助于公司经营业绩或股票价值的提升。具体而言，Sapienza(2004)和Claessens等(2008)指出，高管的政治背景有利于公司获得来自政府层面的融资便利性，这与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存在天壤之别。Adhikari等(2006)认为，高管拥有政治背景能帮助企业获得政府税务减免或税收返还等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Goldman等(2009)则进一步发现，高管的政治背景除帮助企业获得上述资源以外，还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差别分配等。但是，Shleifer & Vishny(1994、1998)却持对立观点，他们认为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可能会损害公司的经营业绩或价值，即政治关联高管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自己的政治利益，从而忽略建立政治关联时的政治成本问题，使其在作决策时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Fan等(2007)分析了政府也可通过控股权或行政权力，为了公众利益而牺牲企业价值，向政治关联高管施加影响来对企业进行政治干预。刘慧龙等(2010)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证实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会产生损害。
(三)启示与探索
作为现代社会制度主要来源之一的政府(Scott & Davis，2007)及其发布的政策仍然时常干预经济，政府及其干预对企业的影响举足轻重(Fligstein & Zhang，2009)。但对于改进公司治理机制仍有很大局限，如Bratton & McCahery(2002)的观点，政治学能够解释为什么公司治理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未演进到最优，而它自身却不能引导我们如何改进公司治理机制，说明政治视角解决公司治理存在不足。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政治视角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一视角势必会随着政府和市场关系、角色定位的演变而变化。Pichhadze(2010)认为，探索最优公司治理框架是十分困难的。田国强等指出，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厘清归位，政府会逐渐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进而建立起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7]。李维安将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结果归纳为：企业与政府的边界必将越来越清晰，企业的治理主体、治理边界亦将逐步转化[8]。边燕杰和丘海雄则强调，企业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将发生更多的联系，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自身获取资源和进一步发展亦将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9]。因此，从社会资本这样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公司治理，将增进对公司治理的理解。
二、社会资本与公司治理研究：理论进展与证据支持
社会资本已成为一个解决和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各种问题的关键概念，成为一把破解各类谜团的密匙(成良斌，2006)。尤其是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下，社会资本作为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之外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潘越等，2009)，是法律保护的一个重要替代机制(Ang et al.，2009)，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和理论是指导公司治理体系进一步优化的关键所在。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相关社会学理论对当今我国本土企业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已有文献表明，作为社会学概念的社会资本已在经济、金融宏观层面广泛应用。具有代表性的是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证实了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Guiso等(2004)及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一国金融发展的助推作用。但这种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作用机理研究或许只是抓住了社会资本的“面”，并未就社会资本的作用“点”展开论述，很可能造成对社会资本作用逻辑链条的错误认识，进而造成研究当中的内生性问题。社会资本对宏观层面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很可能不是直接影响的，因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它需要通过像企业这样的载体间接对宏观层面产生影响，正如Peng & Luo提出的“微观-宏观联系”观点，认为嵌入在管理层与外界之间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微观建构，它能够对宏观层面上的组织竞争优势和组织绩效产生影响[11]。这就需要回归到社会资本与企业、尤其是与公司治理之间的作用机制来进行研究。
目前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公司治理，主要集中于董事会的社会资本研究。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以吸引和保留资本的必要条件，扎比霍拉哈·瑞扎伊(2009)认为，良好公司治理的最终责任在于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正是由不同董事组成、具有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团体。社会关系学的研究认为，董事会是以人际关系为特征的，进而对公司环境进行影响(Hill，1995；Mizruchi，1996；Granovetter，2008)。Fan，Wei & Xu(2010)的研究也表明，使不同公司结合成一个集团的纽带并不仅仅是正式的所有权；Bunkanwanicha等(2009)的研究表明，诸如企业董事会之间的联姻这样的人事安排、血缘关系的非正式关系也可以成为连接公司的纽带；Khanna & Thomas(2009)将连接公司的纽带进一步扩展到校友关系和工作关系。林毅夫(1994)指出，在某些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可能比正式制度更为重要。
Westphal(1999)较早从代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角度研究了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代理理论的角度认为社会关系将会降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而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却认为社会资本增加了董事会的建议职能。Kim & Canella(2008)提出了社会资本对董事会提名和公司业绩有直接影响的理论框架。现有研究对公司治理中董事会角色与作用还未达成共识。Dicko & Breton(2010)试图从社会学和关系学视角研究董事会作用，通过考查董事会成员与宏观、中观环境的联系，运用经济联系、政治联系和社会联系来界定他们的个人关系网络，检验董事会成员社会关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为了有效完成受托责任，他们会持续地帮助企业尽可能地获得外部资源，从而通过他们的社会网络正面影响公司业绩。Acquaah(2007)通过对中国和加纳的考察，发现源于公司高层间、公司与政府间社会网络关系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发展。因此可以认为，企业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社会机构，在这个社会机构里面，经济活动主要是以社会化的方式建构的(Granovetter，2008)，企业活动则是通过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的(Dicko & Breton，2010)。
三、公司治理研究的演化：个案分析
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无论是在要求占有量上，还是在要素配置能力上都处于弱势的地位，致使民营企业在生产配置上的要求更为急迫。无论是企业主动寻求的政治资源或企业形成的社会资本作为企业要素参与企业经营，都在给企业增加要素配置，同时也增强企业要素的配置能力。鉴于此，选取国内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①和美国的Stoner公司②两家民营企业，通过对企业行动选择、资本建构过程的探讨，研究特定场域中的结构、环境与公司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特定场域中的文化制度因素纳入特定的公司治理研究中，剖析社会资本在其公司治理研究演化中的作用，以期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演化提供参考路径。
Stoner公司的社会资本来源于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员工的团队文化、消费者群体网络的多层次等。其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细分为外部社会关系网络和与其他公司成员关系密度，其中，外部社会网络包括创始人与本地商人的紧密联系，以及其所就读的大学与公司的地理位置毗邻带来的来源于同学、老师之间的社会资源。同时，Stoner公司注重团队的建设，形成精英团队文化。由于其产品的多样化，使其消费者群体从美国部队、航空航天局到汽车使用者，拥有多层次的消费者群体。而金正大公司的社会资本归结于纵向③和横向④两个方面。纵向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企业与供应商、经销商、用户之间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企业横向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企业与同行企业、科研院所、新闻媒体、咨询公司、协会的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纵向社会资本生成于扩展的营销网络，与此同时，创造的社会支持网构成了其横向社会资本。
综上，尽管Stoner公司和金正大公司社会资本的形成方式不同，但积累的社会资本存量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其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弥补了市场缺陷，并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提供共享信息、降低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Collier，1998)，进而改善公司治理。因社会资本对两个公司治理的影响有着某些共通之处，这对其他公司有意识地构建、深化社会资本，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始人个人特质：公司成功的原始条件
扎比霍拉哈·瑞扎伊(2009)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的最终责任在于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是由不同董事组成、具有复杂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一个团体，创始人作为这个团队中特殊的一员，其个人特质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Stoner创始人Paul Stoner从小就懂得努力工作和遵守纪律的价值，以追求卓越为己任，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与管理之中。而金正大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典型，其创始人万连步曾经是官员，其官员背景为金正大后续发展提供了支持，包括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的获取，搭建企业与政府之间互动交流的平台等。创始人通过其个人特质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影响着公司治理。王志欣(2009)指出身份治理是多种制度化规范中的一种，创始人在治理企业的过程中，不仅仅是通过在企业中的职位和所有权，而且通过与自身身份、地位相关的个人资源来治理企业，也就出现了创始人身份治理和普通管理者管理企业的不同之处。Morck等的研究表明，创始人给公司带来了革新和价值创造的专长；Duchesneau & Gartner认为创始人倾向于在他们有管理经验的行业中经营业务。
(二)社会网络：公司成长的外部环境
社会资本是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所以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社会网络通过行为主体的各种关系而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企业社会网络在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构建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Stoner公司的员工是当地和地区社区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在社区中的积极表现对于公司的发展大有裨益，不仅能扩大公司的宣传度，还可以扩展社会网络，与此同时，Stoner鼓励员工进行捐赠和志愿活动，多方面展开公司社会网络的建立与维护。金正大社会资本的积聚也来源于其不断扩展的关系网络。2006年9月，美国农业部部长到金正大视察，而这一行动的源头来自于关系网络；与山东大学教授合作，联合进行缓控释肥的研发，最终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缓控释肥技术，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缓控释肥产品；与媒体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等。这一社会网络的存在给第三方提供了监督公司治理的契机，企业的逐渐公众化使公司治理环境透明度更高，从而降低了管理层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三)信任：公司资本积累的密匙
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可以提高社会诚信水平，并进而促进人们相互间的合作。社会资本强调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欧晓明和汪凤桂(2011)指出信任是基于个体或组织对他人、组织或物品属性的积极评价，或者对某人或组织的某个陈述的真实性的确认而对其产生的依从感或认同感。而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公司治理环境。
Stoner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世界一流的服务赢得终身客户，注重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承诺无效退款，总额折扣，提供低价格的样品，为客户提供免费的专家意见和技术支持，等等。金正大坚持做最好的产品，做最值得信赖的企业。十年后金正大成长为行业的领军者。诚信被列为金正大文化之首，是金正大立业和创业的根本。信任可以建立对彼此诚实守信合作行为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最终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如Guiso等(2004)就认为，不仅法律对合同的强制执行力很重要，信任对于金融合同的履行也是同样重要的。信任之于社会资本从契约的签订、履行等方面影响着公司治理行为。
四、公司治理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测度：困境与出路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司治理，其中的核心问题公司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测度问题。目前，这一领域的测量的困境在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社会资本的内涵会随之发生变化，外延也会不断拓展。制约社会资本理论在公司治理当中的运用不仅仅在于对社会资本层面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找到合理、准确度量社会资本的工具。社会资本内涵外延的不统一，且研究层面的多样化，以及各指标的分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正如De Silva等(2006)认为社会资本的“黄金标准”或者其他“量表”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将制约效度分析，进而造成度量偏差，导致研究结果有失公允。
由于各公司的社会资本特征、存量和流量的差异性，其指标的选择各有千秋。以Stoner公司和金正大公司为例，Stoner公司的社会资本主要分散于客户、员工、公司创始人等利益相关者群体，应分别测度侧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社会桥”。利益相关者群体是联系企业边界内外的社会桥，这个桥梁的社会网络结构设计决定公司利用利益相关者获取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也制约了公司治理结构。然而，对于金正大公司的社会资本则从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两方面予以测度，横向社会资本主要为与高校、媒体以及咨询机构等相关的交流，这一社会资本主要源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资源，可通过查阅高管简历得知；产业链的上下游构成了其纵向社会资本，可通过神经网络判断公司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计算其社会资本。横向的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对公司治理起到监督作用，充当着外部公共治理的角色，而纵向的社会资本则通过利益相关者行为影响公司治理。
那么，社会资本该如何衡量呢？Putnam(1993、1995)率先在宏观层次上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他用美国人参与政治的情况(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度来衡量)以及美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用参加各种社会组织或团体的人数来衡量)这两个方面来度量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根据我国的现实，边燕杰和丘海雄具体从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以及其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三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12]。吴超鹏(2009)则认为社会资本强调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社会中人们的公德心。
综上，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认识，进而对社会资本的刻度也有不同指标选择，因此，研究视阈不同会影响指标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公司治理研究，首先应界定社会资本的内涵，区分社会资本的宏微观层次。当研究某地区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抑或地区整体投资生态环境改善等宏观层面的影响时，此时的社会资本偏向于社会信任、社会文化以及制度层面，此时可选择指标Ⅰ、指标Ⅱ或指标Ⅲ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而当研究企业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诸如董事会人员特征、高管个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时，则可根据研究需要考虑以指标Ⅳ、指标Ⅴ、指标Ⅵ或指标Ⅶ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见表1)。
五、本土实践与展望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的急剧变化时期，公司的治理与改革也自然孕育其中。在这一时期，在信息提供方面，旧体制的功能逐渐减弱，但新制度的功能尚未完善——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制度环境出现了暂时的“真空”——而此时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信息的获取、甄别、选择、使用尤其显得重要，这正是企业要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制度基础[13]。何况，我国历来有重视集体主义文化和重视维护社会关系的氛围。本质上讲，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也是一个为维持集体资源并且获得一种或多种价值资源的协调体系[14]。正如梁漱溟在对中西方社会比较之后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社会本位，也不是个人本位，而是关系本位[15]。社会资源是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关系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杨东柱，2009)。因此，我国的社会关系取向与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使得社会资本在我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模型和证明的依据(李慧斌和杨雪冬，2000)，有助于学者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杨雪冬，1999)。可以说，尽管政治资源在我国企业的治理进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社会资本甚至是社会学前沿理论将会对我国企业未来的治理与发展走向带来新变化。
当把社会学的理论融入到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时，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它的范围界限在哪里；对社会资本又该如何进行定量计算与分析；哪些因素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如何分配它们对社会资本的权重？第二，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如何对其强度和广度进行区分；企业内外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怎么区别？第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适合开展对社会学与公司治理相关的研究？因为不同企业本身的组织文化以及公司所处地区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既有一定的共性又有一定的特性，研究者只有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例如实验研究法、案例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研法等，或只就某一社会价值观相似地区的企业展开研究等，研究成果才具有稳健性。
注释：
①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大”)1998年在山东临沭县创立，主营缓释肥料。这个坐落在沂蒙老区的企业，在短短十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十几人的创业团队到如今3000人的集团化大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公司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大贡献企业”、“中国AAA级重质量守信用企业”等。
②Stoner公司位于美国宾西法利亚州的兰嘉丝汀(Lancaster)，由Paul Stoner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专营印刷油墨业务。Stoner公司从年销售额仅为1200美元到今天生产500多种清洗剂、润滑油和涂渍溶液。公司1995年获得了兰开斯顿商会颁发的商业卓越奖，这是其所在地区最高层次的商业大奖，2003年成为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面世以来最小的获得该质量大奖的公司，创造了美国微型企业绝无仅有的商业辉煌。
③金正大在发展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如经销商、用户之间通过契约形式扩大销售网络。这种纵向关系网络的不断创造和扩展，促进了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使企业超越自身的管理边界，从而扩展了公司治理的范围，实现了资源之间的有效整合。
④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形成的途径包括：借助高校研究机构的力量开发新产品，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助广告的力量推销新产品，树立企业形象；借助国际合作力量打开国际市场，筹集资金；借助咨询机构力量，帮助企业实现发展目标等。
【参考文献】
[1][8]李维安：《演进中的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南开管理评论》2009年第1期
[2][9][10][12][13]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87～99页
[3]Lange, Oska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Part Two.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eprinted in Oskar Lange and Fred M. Taylo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1938).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p.167～203.
[4]Stiglitz, J. E. Whither Socialism: Perspectives from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Forthcoming as Wicksell Lectures, 1991.
[5]Shirley, M. M. & P. Walsh. 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bate. Working Paper, The World Bank, 2000: pp. 139～191.
[6]Shleifer, Andrei & Robert Vishny.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63～681.
[7]田国强、夏纪军、陈旭东：《破除“中国模式”迷思，坚持市场导向改革》，《比较》2010年第5期，第1～13页
[11]Peng, M. W. & 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M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pp. 486～501.
[14][15](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60页
【作者简介】万丽梅，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四川成都611130；丁时勇，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重庆40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