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改的是约束激励机制

     在最近十五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水平提高以及国民经济增长，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这种以政府的政策力量为主导的资源投入推动型的增长，也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价格在国际化浪潮中已经彻底市场化，而要素价格却始终处于政府行政力量的控制之下，这种商品要素价格的“泛双轨制”形成了居民部门对企业尤其是国企的变相补贴。一方面，企业利润高企，形成强劲的再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居民的工资水平和利息收入等其他各种财产性收入偏低，消费需求被抑制，于是整个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成本约束软化的（国企）不断膨胀的投资冲动一边孕育了矿产、冶金、建材等基建投资驱动等上游产能的严重过剩，另一边对医疗教育及其他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国企，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主体，在这十五年的畸形发展中也逐渐成长为一群掌控惊人资源的现代恐龙。
    根据财政部数据，到2013年年末，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万户，资产总额达104万亿元，全国国企职工人数3698万人。就资产规模而言，比2000年（17.3万亿元）增长了5倍。然而，就在国企资产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资产回报率却在日趋下降，201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平均水平为7.39%，而国企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为4.43%，远低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不断下降一方面反映了资源错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国企经营管理的低效率。2013年12月20日，十八大在“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前提下，再次提出深化国企改革。
    新一轮国企的核心有两个：①提高国企利润的上缴比例，使得国有资产收益能够有效支持政府的公共财政。②改革国企治理结构，政府通过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将条件成熟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资委从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单位”转换成“控股股东”，通过董事会决策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从“管资产、管企业”到“管资本”，行政之手逐渐淡出，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按照市场化原则选聘经营团队，硬化国企高管的业绩约束，提高国有资本的增值能力。
    如果说上一轮国企改革是通过战略重组解决国企的长期亏损、行政化等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一轮国企改革解决的则是在管理机制上，为营利性国企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具有市场活力的跨国企业创造条件。具体而言，将在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经营环境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就外部经营环境而言，首先，打破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经营权垄断，让更多的企业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增加国企的市场竞争压力，从而促使其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进而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次，行政权力淡出要素分配领域，让自由交易下的供求关系成为主导市场价格的唯一因素，从而取消要素价格双轨制对国企的变相价格补贴，让不同市场主体面对同样的要素成本，逐渐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国企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能力。
    就内部经营环境而言，建立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及公司治理结构上进一步落实政企分开的改革宗旨，改变各级政府行政机构直接向企业委派干部，并授权其经营管理资产的方式，而通过董事会遴选职业经理人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从党政干部（官员）管企业到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对管理者激励机制也从“商而优则官”，行政级别的提拔升迁转为绩效工资、绩效奖金和股权激励。
    所有制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决定资本回报率的核心因素除了行业特征和周期特征以外，主要是经营管理层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以及激励和约束管理层行为的制度设计。
    新加坡淡马锡集团的国有资产连续30年保持18%的高回报率，其关键就在于用全球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国有企业。
    而私营企业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竞争以及有效的内部约束，一样低效而且腐败，所以，国企改革的核心关键不是改变股权结构，而是改变经营管理者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