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负担影响企业发展了吗

    【评述由头】我国税费负担是高还是低，一直是业界讨论的主题。税费负担影响企业发展了吗？有的专家认为，企业非税负担相对较重，应合理制定减税降费政策；有的专家认为，应当降低企业增值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占比；还有的专家认为，应当降低企业所得税，因为该税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针对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要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尤其是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背景下，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已经迫在眉睫。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如何克服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等困境？为此，人民论坛约请权威专家，对此话题进行解读。
    【摘要】减轻企业负担已成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也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合理制定减税政策，科学管理非税收入，加强政企沟通，促进中介机构收费合理化。
    【关键词】税费负担 财政支出 非税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税费负担既可以精确计量，也可以模糊感知。对政府与纳税人而言，税费负担的轻重有不同的意义。从政府收入划分的角度来看，有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之分，而对于企业来说，两者均构成其实际成本，因此实际成本可以分为税收负担和非税负担。
    对企业税费负担孰轻孰重的评析
    税费负担特别是税收负担的高低是相对的，需要在既定的国与国之间做比较。一般最常见的评价指标是宏观税负指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一般在30%--47%，而2015年中国为23%。但是，这个指标的口径还有很多有待补充修正的方面，例如中国的非税收入是否计入税收负担？非税收入中的大量非政策性收费项目是否计入?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否计入？因此，目前使用的宏观税负的指标口径与国外似乎并不完全一致，很难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笔者认为评价衡量的标准与依据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一是税费负担要与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相匹配。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尤其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会影响财政收入的集中度。我国是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国家，中央政府包揽的事权与推动经济发展的责任大于其他国家，所以我国的税费负担高于其他国家有体制性原因。
    二是税费负担要与一个政府对债务融资的依存度相匹配。美国和爱尔兰比较倚重发债为政府筹资，都是赤字大国，由于赤字和大量负债，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到2015年底已经达到104.2%，爱尔兰的债务负担率到2015年底也达到106%，远远超过北欧税负较高的丹麦、挪威、荷兰等国家。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轻重，不仅要看宏观税负，而且要看政府的收入结构，特别是看政府对债务融资的依存度。
    三是税费负担要与企业盈利能力相匹配。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在2017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发言指出，从税负结构看，我国的税费，包括所得税、社保缴费等，占企业盈利的比例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是49%，印度是61%。就中国是68%而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社保相关的缴费，一类是其他的税。其中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而西方高福利国家如瑞典的数据为35%，美国是10%左右。这个国际比较说明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比例较高。
    四是税费负担要与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性支出相匹配。税费负担高低本身不是问题，主要在于财政支出有多少用于改善公民的福利。北欧国家的税负普遍很高，但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享受政府的高福利，其教育、医疗、社保等都由政府提供，因此税负高，加上使用透明度很高，纳税人也甘之如饴。
    笔者2016年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对某市1012家企业进行了非税负担调查，主要调研结果表明：企业非税负担相对较重。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企业中有32%的企业认为企业的非税负担一般，认为非税负担较重的占企业数量的27.6%；其中，43.6%的企业认为企业非税负担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介机构收费。这表明企业的非税负担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主要非税负担体现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收费与中介机构收费等。
    在调研中发现了几个以往涉及较少的问题：第一，被调查企业反映频次最多的两种不合理费用是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和各项中介收取的检测费，这两项并不是企业缴纳数额最多的费用，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费用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带来了较大困扰。第二，企业普遍认为前置审批程序和制度设计等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超过费用金额，这跟以往我们对“非税负担”的理解多少有点不一样。第三，被调查企业认为非税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较高，达到60%，反映出该市总体非税负担水平可能已经拖累了企业经营。第四，在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的过程中，企业在非税负担上的诉求愿望很强烈，这说明大多数企业认为自身的非税负担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高税率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我国税收政策应该逐步选择减税减负以及规范非税收入的税收政策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需要低税收以维持低成本，来保证正常的资金流转和盈利模式，但是目前的税负水平偏高，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非税收入相比较而言更不规范，亟须完善。笔者认为，高税率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唯有降低税率才能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未来我国应该逐步选择减税减负以及规范非税收入的税收政策。
    自2009年起，按全口径计算，我国宏观税负便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此外，实际税负分布也不合理。宏观税负中大部分通过税负转嫁，最终由家庭部门承担，恶化了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地位，导致消费不振。第三产业总体承担的税负比第一、二产业重，这不利于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升级。较重的税负恶化了小微企业的生态环境，不利于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发挥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作用，从而不利于我国生产技术进步。
    应合理制定减税政策。以解决经济下行、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减税政策，可具体化为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资本投资和产业升级的减税政策，以及居民的劳动力供给、消费增加和收入分配改善的减税政策。其中，企业部门的减税政策与刺激居民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减税政策的制定是为解决经济供给问题；增加居民消费的减税政策的制定是为解决经济需求问题；而改善居民部门收入分配状况的减税政策则是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以消除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阻碍。
    坚持非税收入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当前，非税负担收缴运作的规范性较差，政府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上还不够规范。继续深化非税收入改革、坚持非税收入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是必要的，主要措施如下：首先，在非税收入的管理过程中坚持法治化管理，建立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对实施程序进行科学设定，并在执行过程中予以落实。其次，坚持“不以营利为目”原则，依据“边际成本”定价。一方面，明确非税项目的目的是提供公共性服务，而非满足官员的政绩需要，故项目确定不能以官员的政绩目标为目的；另一方面，收入标准的确定要以低于平均成本的边际成本为原则，不能具有营利性。按照以上两条原则，一些非税收入项目应该予以取消。再次，坚持统一预算管理。为保证政府预算的完整性，明确政府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唯一征管主体，则应将所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由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构成的完整预算体系。同时，各级政府必须明确财政机关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对所有非税收入实行统一征收、统一管理、统一执法。最后，坚持风险最小化原则。非税收入风险管理的重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对非税收入管理制度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并尽快构建风险防范机制；二是保证非税收入管理公开透明，全面接受社会的监督；三是对非税收入的项目确定、政策制定、征收及使用进行民主管理。
    加强政府与企业沟通，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首先，优化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一方面，以政府部门作为出发点规范非税收入的收缴管理，避免腐败滋生，且执行成本要低；另一方面，以企业作为出发点，保证非税收入项目及金额明确、缴款方式便利、缴纳成本低。具体操作包括四个方面：坚持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将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综合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支出状况，并建设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的信息系统；严格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完善非税收入银行代收制度；探索非税收入的收缴渠道，为企业缴款提供便利性，例如，“消费者自动银行”自动划转、金融机构代办缴付、电话委托缴付、邮寄付款、直接向征收机构缴纳等。
    其次，加强对征缴、减征、免征及其他优惠政策的宣传工作。一是进一步拓宽企业获取相关政策信息的渠道。二是加强网络宣传。一方面要完善网站建设，强化门户网站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要做好窗口宣传。在政务服务大厅的相关窗口及时张贴有关的政策信息，业务人员做好解释工作。
    再次，及时清理取消、调整、规范不合理的收费项目。笔者认为需要取消的收费项目有：环境监测服务费（城管、环保），卫生监测费（卫生部门），政府信息公开检索、复制、邮寄费（各有关部门）；需要调整的收费项目有：水资源费（水利部门），仲裁收费（仲裁）；需要规范的收费项目是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
    促进中介机构收费合理化。企业的中介机构费负担较重，出现中介服务的名目越来越多；有些单位利用行政部门影响力或垄断地位强制企业接受指定服务、购买指定产品；一些中介服务手续繁琐，收费也随之增加；少数代理机构重收费轻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等问题。基于此，我们建议：应落实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的脱钩工作，政府实施有效监管；规范中介机构本身的行为，鼓励竞争；建设社会中介机构的第三方监督管理机制。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侯云春、唐元：《着力减轻国有企业非税负担》，《求是》199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