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管理思想纵横

    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治国思想对魏晋以后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法治思想、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建树。从诸葛亮的“隆中对”、鲁肃的“江东对”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来看，三国时期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古代达到了高峰，三者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历史特色。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同他的治蜀实践相呼应，是古代糅合儒、法、道、术各种学说来治理国家的样本。诸葛亮思想的特有魅力，来自于他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感召，并由此产生了历史人物的夸大拔高效应，其思想也会因此而不断衍化，形成管理思想史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
    诸葛亮其人
    诸葛亮之名，在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他既是一个国师级的咨询家，又是一个出将入相的实践者。在历史上，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名垂千古，以治蜀业绩闻名遐迩，以智慧和人格赢得了来自对手的尊敬，又以其为人处事得到了大众的称誉。
    诸葛亮字孔明，山东琅琊阳都人，其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他幼年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成人。汉末北方战乱，恰逢诸葛玄由袁术委任为豫章太守，他便带着14岁的诸葛亮南下。到任不久，东汉朝廷选派的豫章太守替代了诸葛玄，诸葛玄前往荆州投靠刘表。从此，诸葛亮随叔父在襄阳访师求学，师事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结识了一批朋友，包括徐庶（元直）、崔州平、石韬（广元）、孟建（公威）、马良（季长）、庞统（士元）等人。诸葛亮17岁时，诸葛玄去世，他便和弟弟诸葛均搬到襄阳城外的隆中（归南阳管辖，此即诸葛故居属于襄阳还是南阳的争执开端），躬耕陇亩，自食其力，半耕半读。诸葛亮读书很有特色，不务精熟而观其大略，颇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风。尽管他在《出师表》中自称隆中耕读的生活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从他“自比管仲、乐毅”来看，他早就抱有出将入相之志。
    诸葛亮远大志向的实现，是由“三顾茅庐”发端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他的选择余地不大。近在咫尺的刘表尽管有礼贤下士的美名，海内俊杰也纷纷慕名到荆州避难，然而，刘表对这些人仅仅是礼待而不是重用，不可能留意于一个刚刚成人的青年。所以，在刘备“一顾”茅庐时，诸葛亮实际上就已经决定出山。但“三顾”应该是事实，虽然有人认为“三顾”的说法是诸葛亮自高身价，甚至认为所谓“三顾”并不存在，而是诸葛亮主动找的刘备。但考究史书，不仅在《三国志》本传中有“凡三往，乃见”的记载，而且在《出师表》中也有“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说法，且有多处资料可相互验证。假如刘备没有“三顾”，以孔明之智，决不会在《出师表》上出现这种破绽，给后人留下一个攻讦的口实。所以，用现在的眼光看“三顾茅庐”，不过是动荡年代中一个寻常的猎头和应聘过程而已。后人对三顾茅庐的颂扬，一则出于对领导人礼贤下士的期盼，一则出于对杰出人才的尊敬，还有一则是出于对君臣投缘的渴望。
    诸葛亮兄弟三人，由于战乱而分居两地，其兄诸葛瑾避乱南渡，后辅佐孙权，亦享有盛名。诸葛亮辅佐刘备，成千古佳话。其弟诸葛均亦仕蜀汉。另外，他还有一位族弟诸葛诞，出仕曹魏，任镇东大将军。三国纷争，诸葛一门分仕三方，史称“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因为诸葛亮有卧龙之名，民间有传言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品藻》）
    从欣赏诸葛亮的司马徽和庞德公等人的学术倾向来看，诸葛亮应该具备儒家学说的基础和道家学说的底蕴；从诸葛亮为刘禅手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及其治理蜀汉的实际来看，他的学问最出彩的领域在法家和兵家；而从诸葛亮初见刘备就提出“隆中对”的战略策划来看，他又深得纵横家的精髓。诸葛亮曾写有《论诸子》一文，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基本脉络。他认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名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他从事功角度看待诸子，对这些人物的理解十分寻常，却又极为实用。可以说，诸葛亮的学识来自杂糅各家，自许极高，他并不追求学问上的高深造诣，而是追求经天纬地、安世济民的丰功伟绩。
    诸葛亮辅佐刘备，可以说殚精竭虑，而且一出场就以结盟孙吴、赤壁败曹而获得满堂彩。这首先取决于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同时又得自于同周瑜、鲁肃的谋略一致、机缘巧合。从此，确立了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首席辅臣地位。但是，刘备生前，大事依然由他自己定夺，诸葛亮并不当家。直到永安托孤之后，从辅佐后主刘禅起，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台柱。此后，他在治理蜀汉、征服南中、主持北伐、出兵祁山等事务上大显身手，直到操劳过度病逝五丈原，以满腔心血践履了他对刘备的承诺。
    诸葛亮去世以后，名声越来越大。在后人眼里，他是智慧的化身、正义的代表、忠诚的象征、治国的楷模，更是历代宰相的典范，无论内政外交都可圈可点。晋武帝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编辑了《诸葛亮集》，针对他人批评诸葛亮缺乏文采、说理浅近的不足，陈寿称：“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矣。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进诸葛亮集表》）由此开了拔高美化诸葛亮的先声。此后人们对诸葛亮的称颂，多半出于其君臣际遇的稀世罕见，以及忠心辅主的无怨无悔。在治国方面，唐代名相裴度曾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乘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认为诸葛亮是事君、开国、立身、治人的全才，所以，他认为“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唐文萃·诸葛武侯祠堂碑铭》）。诸葛亮对下属子弟的训诫，也随之成为后人的座右铭。十六国时期僻处西凉的武昭王李暠，视诸葛亮为儒教传人和道德楷模，鉴于战乱之时子弟们弱冠任职而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对自己的儿子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在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此后各代，对诸葛亮基本是颂扬之声。就连陈寿说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被民间附会为他为诸葛亮门下书吏时曾因违规被鞭挞而故意贬低之笔，各种夸张由此可见一斑。
    智力过人的苏轼，在品评人物上也不同众俗，他对诸葛亮提出自己的批评。苏轼认为，孔明有两失。一失于对待刘表刘璋的背信弃义，“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二失于未能离间曹氏君臣，“不能奋起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苏轼文集》卷四《诸葛亮论》）。所以其屡战屡却，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论苏轼的批评是否恰当，从唐宋以后，这样的批评极为稀少，而且会受到来自多方的责难。有些理学家批评诸葛亮“于道不纯，于理未尽”，是想把诸葛亮拔得更高。即便是苏轼的批评，也含有责怪诸葛亮偏于法术家的倾向。总体来看，明清以降，诸葛亮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完人形象。顾颉刚所言“层累地造成古史”之说，在诸葛亮身上得以集中表现。后人对诸葛亮的解读和发挥，
    不断附着到诸葛亮身上。“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肯定会在历史的真实和后代的衍化之间遇到如何辨析的难题，而诸葛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
    “隆中对”的战略思想
    三国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战略。魏蜀吴三方，在战略思想上各有独到之处。作为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纵横捭阖的你争我夺，翻云覆雨的联盟拆解，变化莫测的战略重组，战乱蹂躏下的民生困顿，似乎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两汉帝国的参照系和汉代社会形成的独特背景，使三国的战略不同于先秦而有了质的提升。如果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思想的根基，那么，汉晋之间的群雄纷争，则孕育了战略思想的空前进展。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构思和设计，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国的模式和框架。《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名气，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思想发达紧密相关。满族兴起创建后金政权时，远离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国演义》作为治国打仗的教材，竟然屡获奇效。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云云，正是民间口碑对它们的定位。今天，由小说回归史实，考察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或许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讨三国战略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挖掘三国战略的文化积淀及其在国人竞争行为中的观念濡染，推究本土战略思想的历史渊源，则可能更有意义。
    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对”战略构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隆中对”的方式为刘备描述出一个战略远景。这一古文名篇，许多人能够倒背如流。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中，“隆中对”具有典范价值。
    诸葛亮为刘备描绘的战略使命，是顺着刘备“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兴复汉室旗号，寄托重建统一王朝的理想；能够看得见的愿景，是“跨有荆益”造成鼎立之势；攻守策略，是利用刘表的见识浅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占据“用武之国”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后盾，呼应四战之地的荆州；面对北方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待机而起，以宛洛为主攻方向，以秦川为侧翼呼应，进取天下。这一设想如果完全实现，确实可以做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所以，这一构思打动了刘备。
    任何战略，都离不开对自身实力和所处情境的分析论证。现在战略研究中的SWOT法以及各种模型，不外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已。“隆中对”在事实论证上，对大局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曹操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而不可主动对抗，东吴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只能结盟，只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由于刘表刘璋的短见和失策能够为刘备提供可乘之机，这一分析正是“隆中对”能够成立的关键。即便当代人用SWOT法来套，多数也超不过诸葛亮的水平，这正是“隆中对”的过人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战略分析层面，“隆中对”在实力和使命的关系上打了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伏笔。而“隆中对”的缺陷，恰恰彰显了诸葛亮的伟大。唐人尚驰称：“曹氏挟王室之威重，孙氏藉父兄之馀业，刘氏独不阶尺土，开国于亡命行旅之间，天赞一武侯，即鼎足之势均也。”（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
    战略设计需要明确组织使命，根据组织使命制定目标，进行定位，选择策略。“隆中对”的组织使命，是“兴复汉室”。这一使命的提出，寄托着当时相当一批士大夫的心愿情结，尤其是符合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的号召力所在。特别是在刘备颠沛流离、东走西窜之中，这几乎是他唯一能够用来扩大影响力的正当性源头，而且能大大增强其人格感召力。所以，这一使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或者改变的。诸葛亮也没有对此进行透彻的说明。而这一点正是“隆中对”的致命之处。因为对汉室是否可以兴复的论证一旦展开，“隆中对”就有可能出现破绽，甚至对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情境和刘备的“帝室之胄”身份，不允许诸葛亮讨论汉室是否可以复兴这一问题。所以，诸葛亮回避了汉室是否气数已尽的论证，这是一种限于情境的无奈，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即便天下三分鼎立成为了事实，基于“兴复汉室”使命的联吴抗曹，与基于各方实力计算的联吴抗曹，是有很大区别的。“隆中对”显然基于前者（起码在旗帜上基于前者）。后世为“隆中对”辩护时，往往既要彰扬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努力和忠诚，又要称道诸葛亮的特长是法家治国且精于利害计算。但是，这种辩护，又会在不经意间彰显出两个诸葛亮：一个是忠于汉室的，一个是算计利害的，道义的和功利的两种形象之冲突不可避免。
    后人对“隆中对”赞誉极高有其道理。从战略角度看，“隆中对”作为古代本土版本的SWOT法（起码在SWOT的四个方面中展开了机遇和威胁两个方面，自身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则不可明说，包含在不言与默契之中），在情境分析上入情入理，在宏观把握上举重若轻。不过，在诸葛亮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可以作为参照，这就是鲁肃在建安五年初见孙权时所献的对策。鲁肃已经清楚地看到曹操的实力，建议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三国志·鲁肃传》）。鲁肃所说的鼎足，是以曹操占据的北方为一方，孙权盘踞的江东为一方，刘表刘焉分领的荆州益州为又一方。在一定意义上，鲁肃与诸葛亮所见不谋而合。所不同处，在于两人的对象不同，所以对“鼎足”的设想有区别。应该说，鲁肃的“江东对”设想更实际。因为鲁肃辅佐孙权之时，东吴的实力是现成的；而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之时，刘备是兵败后逃到新野，寄居樊城，还没有实力立即取代刘表。所以，鲁肃的“鼎足”，其三支力量是现实存在的；而诸葛亮的“鼎足”为两实一虚，刘备的一支尚属蓝图。更重要的是，鲁肃在诸葛亮之前，就看到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要比诸葛亮现实得多。正因为鲁肃和周瑜在东汉帝室尚存的情况下清醒认识到汉室衰亡不可挽回，所以晋人习凿齿痛骂二人为小人。然而，这一认识把“江东对”的使命定位在建立孙权自己的帝业，与“隆中对”的复汉使命完全不同。有人以为，刘备和诸葛亮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可以更具有道义上的号召力。但从战略分析和战略设计的角度看，缺乏现实条件的道义口号，往往是战略实施的陷阱。也许，正是由于刘备缺乏实力，蜀汉君臣才会坚持“兴复汉室”不松口。
    如果再进一步比较“江东对”和“隆中对”，就可发现，鲁肃之对策，是借北方混战之际，东吴进伐黄祖，取得西进据点，进逼荆州刘表，占据长江中游，再图向益州扩展。一旦“竟长江所极”，就可变鼎足之势为南北对峙，此时，按照鲁肃的设想，既然汉室不可复兴，就应该堂堂正正与曹操争夺。“建帝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尽管孙权表面上不敢如此“大逆不道”，假惺惺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此后的行动和表现证明，他是全盘接受鲁肃建议的。而诸葛亮之对策，要比鲁肃晚出，荆州已经由于刘表的两个儿子之争给刘备造成了可乘之机，但这个机遇能否成为现实尚有太多变数，至于益州，距离现实更远。所以，“隆中对”的核心是要创造出“鼎足”中刘备之一足。可以说，“江东对”是立足东吴自身的战略分析，用SWOT法比照更为恰当，而“隆中对”是围绕汉室兴复的战略创意。假如后来不是由于偶然因素促成了张松与法正向刘备献蜀，“隆中对”的实现难度极大。
    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仅仅从战略设计角度而言，鲁肃的“江东对”，要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更具有可行性。那么，为什么“隆中对”在历史上更为出名，而“江东对”除了专业历史工作者很少有人知晓，显然不是由于这一战略更为成功，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汉末各方的战略构思上，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参照，这就是曹操的战略。曹操作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之评语，《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实际上在起事之初并无明确的战略。他的谋士荀彧，对曹操战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荀彧建议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就像刘邦保关中、刘秀据河内一样看待兖州。“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深固根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固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三国志·荀彧传》）更重要的是，荀彧还建议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曹操有了稳定的立足地盘，有了皇帝为自己背书的合法性权力来源，迅速成了气候。相比之下，袁绍的短处立显。沮授曾建议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但袁绍心怀疑虑而不听。后来田丰又建议袁绍袭击许都以迎天子而定天下，袁绍照样不听。纵观曹操，始终坚持“挟天子”的政治优势，却再无其他相对固定的战略。所以，曹操的战略，是没有固定方向的柔性战略。他不过是一直在打类似于“尊王攘夷”的正统牌，王牌不变，使用王牌的手法上却随机应变。这种战略似乎很老套，而且平淡无奇，但曹操边走边看，智谋迭出，把自己的牌打得有声有色，且由曹丕继承打到了三国的最后。以战略思想的眼光看，曹操的战略是另一种路数，它不进行要素分析，而是确定一个战略抓手，然后灵活展开，最接近于明茨伯格所说的“手艺型战略”。相比较之下，诸葛亮的战略最为理想化，鲁肃的战略最为务实，曹操的战略最为成功。
    尽管三国的战略在本质上都是先成就霸业后统一天下，但在战略使命上有明显差别。曹操的使命是在平乱中扩展，东吴的使命是在扩展中称帝，而蜀汉的使命是在动荡中复汉。汉语中的“战略”与“策略”差别较大，管理学中来自西方的“战略（Strategy）”一词，与“策略”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所谓的战略管理，往往兼容汉语中的“战略”和“策略”于一身。如果不考虑实施策略，那么诸葛亮的“隆中对”最能激动人心；如果使命和策略兼顾，那么鲁肃的”江东对”最能统合二者；如果策略优先，那么曹操的“挟天子”最利于操作。上述三个战略，在实施中都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诸葛亮的战略实施起来最为艰难。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了刘备，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那么，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后裔，诸葛亮为何不选？诸葛亮在荆州襄阳日久，对刘表应该有透彻的了解。尽管刘表也是皇族子孙，但其才能和见识不足以承担兴复汉室的重任。仅从对待司马徽的态度上，就可看出其见识短浅。他对这位闻名遐迩的“水镜先生”，竟然看作普通书生而不以礼待之。刘表在政务处理上的优柔寡断，在对外事务上的首鼠两端，在家族内部的是非不明，都显示出其不足以托付大事。更重要的是，刘表也不可能看得上诸葛亮。至于远在蜀中的刘焉刘璋，更是偏安一隅目光短浅。相比之下，有枭雄之称的刘备是皇族后裔中最有大志的一位，所以诸葛亮把兴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但是，兴复汉室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使命。东汉后期的政治黑暗，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政，已经使汉室的统治合法性严重衰减。董卓之乱后的混战，分裂大局已经形成。所以，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江东对”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汉室不可复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的部下陈群等人说：“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请求曹操称帝，但曹操不答应。在这种情境下，所谓“兴复汉室”，只能作为口号存在，或顶多是作为与他人争斗中的正当性来源而已。诸葛亮为这一使命，付出终生努力。人们对他的赞誉，更多地是出自对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佩服和尊敬。所以，尽管《后出师表》真伪难辨，但其中的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脍炙人口；在天下大势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人们把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信念看作是可歌可泣的品质；尤其是对其不计“成败利钝”的精神，更是赋予由衷的赞叹。可见，后人对诸葛亮的赞誉，实际上不是出于其战略的高明，而是出于对其人格的佩服。反过来，由于诸葛亮的人格力量，使“隆中对”也得到光环效应的辉映。田余庆对此有很精到的评价：“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这样就在思想上神话了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乱。一般说来，脱掉诸葛亮的八卦袍，摈弃其呼风唤雨的本领，即令是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是不难做到的；而要客观地评价《隆中对》的长短并分析其原因，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不免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按照田余庆的说法，刘备是一个“不具有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这就更彰显出诸葛亮的卓越（《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
    战略不可能完美无缺。按照当代有限理性的思路，任何战略，在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中都要不断调整。然而，“隆中对”中“兴复汉室”难以实现的瑕疵，导致其后的调整格外困难。反过来，又是这种瑕疵，彰显出诸葛亮不懈努力的风采。所以，“隆中对”的瑕疵与后人对“隆中对”的评价，恰恰形成水涨船高的互动。三家战略相比，最为成功的曹氏战略，不过是“挟天子以令不臣”加上随机应变而已，很多人甚至不把它当作战略；鲁肃的“江东对”十分实际，人们会觉得比较平淡；而诸葛亮的“隆中对”高扬理想旗帜，最为后人称赞。这种战略愈超越现实，就愈因其难度增加而得到人们的敬佩。从这一点上或许能够看出，管理思想中“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往往不能吸引人，而实现几率极低的宏伟蓝图却更为引人注目的奥秘所在。
    诸葛亮不但以“隆中对”闻名，而且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设想殚精竭虑。甫一出山，他就面临着曹操进取荆州的强大压力。诸葛亮在联吴抗曹上做得极为漂亮，与周瑜、鲁肃策划了大破曹军的赤壁之战，为刘备取得了长江以南的荆州四郡。然而，此后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的君臣关系，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样言听计从，亲密无间。王夫之认为，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比不上孙权对鲁肃的信任。在刘备时期，有许多事情是诸葛亮当不了家的。从刘备进军益州，一直到蜀汉兵败猇亭，诸葛亮实际上所承担的角色相当于楚汉相争时的萧何，战略实施和变化是刘备说了算。所以，当刘备把经营重心放到益州时，直到永安托孤之前，“隆中对”的战略实施已经出现了不易察觉的变化。以荆州为中心还是以益州为中心，是“隆中对”的关键，关系到优先考虑进取还是优先考虑自保的不同选择。当刘备在实际行动中把重心移向益州后，固然可以看作是为兴复汉室奠定根基，但同时也开始封闭进取天下的出击通道。北魏崔浩曾指出，益州之地可偏安自保而不可进取天下，当刘备全力经营益州时，就已经同西汉初年割据南越的赵佗差不多了。荆州能否承受住来自曹操和孙权的双重压力，变成了“隆中对”战略能否实施的关键。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刘备在分荆得益后，已经忘记了复兴汉室的大义，为献帝发丧等举措不过是“乘时以自王”。
    另外，关于荆州与益州孰轻孰重，很多人看到“隆中对”之“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一语，断定这一战略的主力所在是秦川。稍加辨析就可发现，以曹魏为作战对象，荆州的“上将”才是主攻方向，关中只能是侧翼呼应。正常情况下，“主公”也应当置于二线。
    到刘禅时期，诸葛亮大权在手，这时他开始进行战略调整。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荆州已失，兵出宛洛已无可能，图谋关中为唯一可行方向。蜀汉夷陵新败，只能先取守势。所以，诸葛亮重修蜀吴联盟，安定后方，随后以南征扩展实力，之后开始北伐，从陇右方向进取关中。然因误用马谡，败于街亭，使这次最有可能获胜的军事行动铩羽而归。此时蜀汉的战略，已经调整为以关中为主攻方向，走楚汉相争时刘邦据关中以定天下的道路。与“隆中对”的最初设想不同的是，仅有益州，鼎足并不平衡，即便蜀汉取得关中，也只是增强了三足鼎立中最弱的一足，形成可以同曹魏抗争的局势。以攻为守，否则欲求三分而不可得。然而，数出祁山，劳师疲民。从战略实施看，魏军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蜀汉此时已经呈现出战略劣势。到孙权称帝，诸葛亮作《绝盟好议》主张继续联吴，约定“中分天下”，尽管可以解释为权变之举，却等于在事实上承认对汉室的僭越，“兴复汉室”的使命已经放弃。到最后在五丈原分兵屯田，与民杂居，目的在于改变疲敝之势，形成稳定的对峙局面，直到他辞世。
    后世评论诸葛亮，总有一种潜意识支配—假如诸葛亮活得更长久，“隆中对”的战略意图就可能实现。实际上，“兴复汉室”的使命，谁也无法实现，诸葛亮也不例外。“隆中对”真正追求的，是三分天下的均势。由于刘备的力量不足，所以“隆中对”要以道义号召和攻势姿态，实现三分的力量均衡，在这一方面诸葛亮竭尽了全力。比较曹操的战略和孙吴的战略，前者充分利用了正统并更突出应变性，后者率先指出汉室不可复兴而更突出实用性，唯有诸葛亮的战略因道义高张而充满了艰巨性。三个战略都追求统一，都未能实现统一。在战略意义上，三者都垂范后世而引来了众多的效仿者。后代从中汲取的，往往既有曹操的权谋，又有孙权的务实，还有诸葛亮的睿智，而以诸葛亮的人格感召力最为世人称道。
    诸葛亮的治国思想
    诸葛亮治蜀，有许多地方堪为后世楷模。历代君臣，对诸葛亮的治蜀经验多有总结。陈寿概括诸葛亮的治蜀绩效道：“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治国思想，集中反映在《便宜十六策》之中。关于《十六策》的真伪，因陈寿编辑的文集没有收录，故学界有争论。但即便是托名之作，也同诸葛亮的言行大体吻合，可反映出其治国思想的概貌。
    在治国的架构上，诸葛亮采用汉代儒学的基本思路。“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也。”所谓治国之本，就是按照天地之道建国立制。“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天文历法、郊祀时令，属于“务天之本”；农业耕作、山林川泽，属于“务地之本”；学校教育、礼乐制度，属于“务人之本”（《便宜十六策·治国》，以下只注篇名）。在君臣之道上，诸葛亮强调道义与互信，并在互信的基础上各尽其职。“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君臣之道，要按照三纲六纪展开。“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君臣》）治乱的根本，在于“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以俭立国，防微杜渐。然后建章立制，有规有矩。“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治乱》）
    君主治国的要务在于视听和纳谏。在掌握信息方面，诸葛亮融合了法家的手段和儒家的观念，强调君主明察下情，多方了解。“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从他强调“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来看，他受申不害、韩非的影响较大，主要偏重于防范“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视听》）。但在纳谏方面，诸葛亮又采取儒家观点，强调纳谏对君主的矫正作用。“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他特别指出拒谏会导致排挤忠臣，邪佞专政。纳谏的责任在君主，“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纳言》）
    君主察疑，关键是区分正邪。看到“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察疑目的是解疑，君主要学会明断，“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这又表现出儒家与法家的杂糅。察疑的主导权在上不在下。“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尤其是决狱行刑，如果无罪而被冤枉，有罪而蒙宽恕，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招致祸乱。诸葛亮举例道：“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察疑》）对照诸葛亮在蜀的执法行为，可以说他在仁政和酷法之间把握了恰当的分寸。
    治民先要治官。治人的根本是导之风化，而要推行教化先要官得其人。“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即像清除稗草那样清除害民官吏。亲民官吏搜刮过度，会造成饥乏乱逆。劝课农桑要无夺其时，薄赋轻敛要无尽民财（《治人》）。所以，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奉行孔子“举直措诸枉”的思想。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举措》）他特别强调，举贤要关注隐逸。“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在现实中的人才，有的才高而湮没下层，有的卓绝而不愿出仕，有的不同流俗而不得推荐，有的隐居山林以保全志节，还有的被谗言构陷而遭遇不公。一旦“谗邪得志，忠直远放”，欲求国治而不可得。诸葛亮用十分浅近的比喻说道，入仕如同嫁女，倒贴男家以求嫁出之女，是自失身份的。所以，真正的人才应该由执政者以礼相聘。
    在官吏选任上，诸葛亮主张“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举措》）。对于在职官吏，诸葛亮强调考绩黜陟的重要性。“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君主要做到“进用贤良，退去贪懦”；“劝善黜恶，陈之休咎”（《考黜》）。他从民生出发，列举了考绩黜陟的五个重点，称为“五苦”：一是以权谋私，“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二是执法宽严不等，“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三是放纵恶吏，“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四是任用私人，“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五是勒索民众以邀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转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考黜》）。这五苦是民之五害，犯者必黜，无犯者必迁，自然政治清明。从诸葛亮列举的五苦内容来看，其价值取向是儒家的，其管理手段是法家的，是把汉代以来的“霸王道杂之”梳理为制度化建设的思想准则。
    考绩和赏罚是不可分割的。诸葛亮关于赏罚的基本思想是：“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他特别强调赏罚的公平，所以，尤其要注意“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与考黜上的“五苦”对应，赏罚上有“五危”：一是“必生可杀”，即对可杀之罪下不了手，如此则“众奸不禁”，必不可久。二是“必杀可生”，即对可以不杀者痛下杀手，如此则“士卒散亡”，其众必寡。三是“忿怒不详”，即意气用事而不守规则，如此则“威武不行”，见敌不起。四是“赏罚不明”，即赏罚的缘由不够清晰，如此则“下不劝功”，上无强辅。五是“教令不常”，即规则不稳定而随意变动，如此则“法令不从”，事乱不理。最严重的是“以私为公”，则会导致人有二心，国家危亡。诸葛亮在赏罚上最为注重如何做到人们心服口服，虽死无怨，他强调，赏罚必须规则先行，条件预定。“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赏罚公正，要做到“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赏罚》）。挥泪斩马谡，最能体现这种公正观。要做到赏罚公正，政务无偏，还要控制喜怒。人的喜怒情感不可消除，然而喜要喜当喜之事，怒要怒当怒之情。“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反过来，“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理想的君子，应当“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喜怒》），如此方可真正建立领导人的尊严。
    对于民众治理，诸葛亮强调儒家思想中的“不患贫而患不安”，同时他又用老子的“损不足以奉有馀”来解释“不均”和“不安”的根源，而关于“躬耕者少，末作者多”的担忧，还带有明显的法家印记。诸葛亮在引用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时，把紧接着的下句改为“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老子原文为“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把道家的无为变为有为，把儒家的浮饰变为节俭，“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治人》）。他反复说明倡导俭约、反对奢侈的重要性。以俭治国，是诸葛亮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特色，与蜀汉的财政状况紧密相关。
    在管理者自身修养方面，诸葛亮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正而影从。“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教令》）然而，在察人方面，诸葛亮则对法家之术有着深入的正面发掘。他认为，“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所以，术的本质，是以譬喻和推理对事物形成更确切的认知。由此出发，诸葛亮提出了一些普遍性的准则以指导用术。例如，富者得志会导致贫者失时，过于吝啬会带来更大耗费，储藏越多损失也就越多，事多者烦而烦又生于先前之怠。思虑要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管理者不求超凡入圣，只求不懈提升。“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阴察》）
    治军是诸葛亮的强项，察孔明一生，用兵之短不能掩盖其治军之长。从诸葛亮关于治军的论述来看，陈寿编辑的《诸葛亮集》中，《兵要》和《军令》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加上陈寿未收的《兵法》和《十六策》中的《治军》《教令》《斩断》等，可以看出他不但受到《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等前人兵法著作的影响，而且在军队编制、训练、军官选任、军事规则、行军驻扎等方面都有细节上的论述，尤其是通讯器材、兵器用具、机械制作等独擅其长。正如陈寿所言：“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诸葛亮的治军用兵思想可以单独细究，本文从略。
    另外，从管理角色看，诸葛亮在蜀汉一身二任，既是最有名的军师，又是最有名的丞相。所以，他的角色隐含着咨询与管理的冲突。当他强调思近虑远、谋略计划时，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决断能力。他强调“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思虑》）时，就隐约表现出优柔寡断的一面。而当他作为丞相裁决事务时，思虑过多又可能导致其不能大开大阖。所谓“诸葛一生惟谨慎”，正是这一角色冲突的写照。
    月照西窗—诸葛亮管理思想杂议
    小时候，每逢过年，老辈会在房子窗户上贴这样一幅对联：月照西窗诸葛亮，日出东山左丘明。作为刚刚认得文字的小学生，总是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汉字谐音和转意的灵活运用。明月映照纱窗，老式窗棂雅致的方格洒上一片银灰；红日东升，远处的山丘笼罩着橙色曙光。田园美景中嵌入两位古代伟人的姓名，构成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如果据实而言，窗棂上的光彩，同诸葛亮这位伟人没有任何关系，岂不大煞风景？
    诸葛亮的身后功名，恰同这幅对联的“月照西窗”类似，有些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多少还有关联，有些则八竿子打不着。人们所熟悉的“隆中对”，那确实是诸葛亮本人所作，但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等，则基本上是“月照西窗”。
    从历史看，任何人都不敢说所掌握的知识真实无误，但大致可以说，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和经理人，他对于蜀汉的功绩无人可比。这一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著作论文，不用本文赘言。然而，在三国灿烂的星河里，诸葛亮只是群星中的一颗—尽管十分耀眼，但毕竟不是全部。平心而论，当时有不少人在某一方面可以与诸葛亮平分秋色。论复兴汉室的抱负，起码有一批士人（如荀彧）可与匹敌；论谋略，周瑜、鲁肃等人并不亚于诸葛亮；论君臣相得犹如鱼水，早期的孙权和某些时候的曹操，同他们的谋士大臣之间可能更少猜忌（当然，这一关系主要取决于刘备）。那么，诸葛亮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他为何能获得比同时代其他人大得多的名声？
    本文认为，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努力，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气度，那“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自我证明，实际上，诸葛亮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正是这种精神，能够引起人们最广泛的共鸣。
    正因为如此，对诸葛亮的批评，是许多人不能容忍的。真正对诸葛亮给出严苛指责的，是北魏的崔浩。他在与毛脩之讨论《三国志》时认为陈寿对诸葛亮过于溢美，说：“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
    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魏书·毛脩之传》）在崔浩看来，诸葛亮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矜才自负，战略失误，连其英年早逝都成为他攻击的靶子。所以，崔浩的批评，后人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就连章太炎这样的大家，也以“索虏不窥秦岭以南形势”，而断定“其是非无足辨者”（《检论》）。
    然而，崔浩所言难道没有一丁点道理？别的不说，就以治蜀而论，三国之中蜀最狭小，诸葛亮治蜀却最有功绩，这固不待言，史籍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野无醉人。”（《三国志》注引《袁子》）崔浩却说的是光亮背后的阴影，“严威切法，勒控蜀人”。诸葛亮治蜀用刑过严，取民过多，应该说是事实。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同上注引《默记》）还有记载称：“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同上注引《蜀记》）裴松之在注文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有他同法正的对答为其辩护，即刘璋法禁松弛，故纠之以猛。但是，正如裴松之反问的那样：“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稍微计量一下蜀汉的用兵概算，蜀人负担之重是明显的。诸葛亮的成功之处，在于民众认可了这种负担，“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但万不能认为当时的蜀中就是乐土。
    所以，诸葛亮的人格感召，他所代表的进取精神，使后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往往偏高，这属于人之常情。当人们在接受信息时，那种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反的信息，不但会被有意识摒弃，而且还会被无意识遮掩。例如，诸葛亮事必躬亲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汉代起已经有了丞相不问小事的传统。诸葛亮的主簿杨颙曾进谏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不问命案、陈平不知钱谷为例批评诸葛亮，“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三国志·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对此，王夫之辩解道：诸葛亮以“宁静可以致远”闻名，所以不可能热衷于繁苛小事，他作为丞相而事必躬亲，肯定有其不得已之处。要做到不亲小事，必须“下有人而上有君”。诸葛亮上不能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下没有类似于曹操下属的众多人才。“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于纤微，以为訏谟大猷之累，岂得已乎？”（《读通鉴论·三国》）王夫之的辩护看起来有理，却经不起推敲。“宁静致远”作为个人修养方式，是否肯定就能养成政务上不亲小事的习惯？下属不给力，执行多谬误，是否正是事必躬亲所造成的？这些问题，没有是非分明的答案，人们的价值倾向不同，会接受不同的解释。再如，有一篇当代论文，论证关羽之死是诸葛亮假借吴军之手而翦除之，以扫清其丞相之路的障碍，虽然论证不乏学术思考，但因为该文阴谋论的气息过于浓厚，所以本文也不愿采纳其观点。这种研究中的日积月累，最后导致对诸葛亮的不断拔高。
    在对诸葛亮评价中，动机与效果，人格与事功，史实与演绎，深明大义与小肚鸡肠，个人得失与情境影响，不同角度会给出不同说法，几乎处处表现出两种倾向，而不同倾向的观点，都能得到资料支持。于是，诸葛亮的整体形象越来越高大，但“翻案”式的文章也会时不时冒出一篇。读者往往各取所需，作者往往有所隐讳，而且这种选择与隐讳更多地发生在无意识层面，这是研究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必须注意的现象。一般来说，学界往往还比较重视史料的梳理和考证，而民间则更加偏向情感偏好上的可接受性。例如，永安托孤，刘备有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语，学界的传统观点是君臣相得，互信无疑。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其中不乏猜疑之心，或者干脆说成“乱命”。还有学者认为是为了平衡蜀汉两大集团（刘璋旧人和刘备新人）之间的关系，为诸葛亮制约李严留下余地。对于这些说法，民间社会通常会不自觉地拒斥，而以君臣相得之说维护刘备与诸葛亮之间鱼水之喻的美好形象。
    关键在于，月照西窗，西窗的光亮同诸葛亮本人无关。但是，西窗的光亮却有可能给他人映照出解决管理问题的路径。因此，即便是夸大的诸葛亮（也包括丑化的诸葛亮在内，方向相反却逻辑一致），夸大之后又成为新的思想资源。研究管理思想，不但要注意当事人本人的思想，还要注意后人对其发挥展开而形成新思想的机制。这种新思想可能依然托名前人，也有可能改头换面。思想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揭示思想衍化变形中的逻辑和情感。而诸葛亮的管理思想，可以给我们从事这种揭示工作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