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现代性的主题分化与管理学的范式分裂

   【作者简介】胡国栋，管理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管理哲学与组织理论
    现代管理学自产生伊始就面临着各种批判和质疑，每次对批判的回应都催发出新的管理思潮而成为管理学发展的巨大动力。但管理理论百年演化的历程也表明，管理学至今依然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且一直未能走出派别对抗的“丛林”状态。从哲学层面考察现代管理学分裂背后的范式问题并寻求理论整合之道是一大时代命题，而从哲学层面考察管理内部逻辑的一个基本起点就是“现代性”问题。现代管理学之所以是“现代”的，源于其一直深受“现代性”的主导逻辑支配，因而现代管理学的深层次弊端在根源上亦当追溯到“现代性分裂及其弊病”这一个哲学主题。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代性及其主题分化
    目前，许多后发展国家将推进管理的现代化和管理研究的国际化作为一项重要使命，但管理学者对“现代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却十分模糊，甚至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科学化。为弄清现代管理学的深层逻辑，必须深入分析“现代化”及“现代性”等基础性问题。现代化被社会科学研究者视为一种过程，而其结果及支配其发展的逻辑则是“现代性”这一价值问题。“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覆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因其在学科发展中的基础性与重要性，成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中观点纷呈的焦点论域。哈贝马斯认为，就现代性的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是，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与批判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反思“现代”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因而，现代性是衡量现代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驱动，是现代社会得以确立的基本依据。探索现代管理学自身得以确立的基本逻辑及其未来的演化趋向必须明确“现代性”的来龙去脉。
    理性是现代性自我确定的基本话语。尽管现代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但学界普遍认为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运动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启蒙运动的使命是从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与束缚中将人解放出来，其批判的武器自然就不能从神学中获得价值支撑，为结束蒙昧之“神性”而彰显“人性”，启蒙主义者将批判神学的力量之源诉诸于人之理性(理智)。英国哲学家赛亚·伯林曾将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概述为，“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思想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不服从任何权威”，人的理性成为一切权威的来源及一切事物存在价值的评判标准，也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这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的延续与扩展。这样，理性就成为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同时也成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话语主题或现代性之“根”。
    但是，现代性的原罪是其自我确证的理性依据在现代性产生伊始就扭曲了古希腊的传统理性精神。在亚里士多德论著中，理智是一种“善”，是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美德是一种适度，而适度则是由逻各斯(Logos)确定的，因此，灵魂分为有逻各斯的和没有逻各斯的两部分，灵魂的德性则相应地包括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也就是说，古希腊的传统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并且对其作用范围有明确的限定，人通过这种理性在追求善的过程中同时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这种理性不包含“统治”和“控制”的内在要求，恰如其分地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而非“力量”是古希腊理性的要义。而现代性确立的理性精神服务于力量的运用与控制，由此确立的现代科学也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对理性附加的功利性原则，培根认为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言词游戏。此外，现代理性梳理了科学的知识标准是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这种知识观曾被伯林视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则”。现代性理性的这种无限扩张及其对力量和控制的强调就剥离了古希腊理性对“善”之追求的价值意蕴而蜕化为功利性的技术理性。
    马克斯·韦伯对理性的这种蜕变有明确的论述。韦伯认为理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将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也称实质理性、规范理性、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也称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科学理性)。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区分标志着作为现代性主题的理性精神的分化，它使现代性的研究在诸多哲学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两大传统的分化，分别形成了科学主义(scientism)与人文主义(humanism)两大思潮。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科学主义思潮，聚焦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并可以通过对其自身规律的发掘与运用来控制行为，因而力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与专业术语的简洁性与严密性来改造哲学社会科学，其中实证主义是其代表性方法。价值理性支配下的人文主义思潮，集焦点于人，以人自身作为对自我、上帝、他者及自然探索的出发点并从中确立人的价值。具体而言，科学主义精神主要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以及勇于怀疑、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其基本任务是对事物进行确定性的预测与控制，其主导逻辑是追求事物本身固有规律之“真”。人文主义精神则以人为尺度、高扬人性、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其主导逻辑是追求客体对于主体之“善”与“美”的价值意义。
    由此，作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理性主题分别沿着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两条路径分化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对立思潮。尽管这两大思潮从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启蒙理性并具有某种同一性，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理论基础，但分化之后的二者在不同的逻辑主导下沿着不同的方向愈行愈远。专业化和学科分化原则更加剧了两者的隔离，这样两者终成为各自为政、互相对峙的两大现代性思潮。现代性分化为注重物质形态与功利取向的科学现代性与注重精神形态与终极价值的人文现代性两大主题，对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均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这些学科内部范式争论与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源。管理学的产生及其百年发展均受到现代性及其主题分化这一哲学命题的重大影响。
    二、泰罗制：现代性的逻辑扩展与管理学的产生
    现代管理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或理论形态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及其追随者发展的科学管理理论。因泰罗本人的开创性贡献，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也被后人称为“泰罗制”。尽管自产生伊始就备受质疑，但泰罗制及其蕴含的思想张力却孕育着其后诸多管理理论的思想萌芽及其矛盾发展。管理学的各个流派，无论是采取何种研究范式，都要在对泰罗制的继承抑或批判之间做出选择或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泰罗制为管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百家争鸣的基本平台，是管理学百年演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基础。那么，泰罗制何以产生？它的历史起源与逻辑起源各是什么并且有何内在关联？如果我们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其哲学基础，就会发现泰罗制的历史渊源及其理论本质均与现代性的逻辑扩展息息相关。
    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理性精神首先成为一种激烈的政治诉求并率先改造了欧洲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理性化为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提供重要支撑，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和巩固为经济领域中的工业化运动铺平了道路。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大型企业。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铁路作为第一个现代工商企业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随后至20世纪初，轮船公司、邮政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运输及通讯行业的大型企业蓬勃发展。现代大型工厂与营销企业的出现提供了迅速、定期与可靠的运输和通讯方式，为大量生产和分配提供基本条件，进而为技术与组织的革新提供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变革使管理作为一种职能显得愈发重要。铁路及电报公司最早雇佣专职经理人员来协调、管理和评估分散于各地营业单位的工作，这些经理人员带动会计与统计工作的发展。对于中、上层管理人员来说，经由精确化的统计资料来管理监督的方法很快便成为一种科学和艺术。这些早期管理人员的工作实践及其理论探索为未来管理革命的发生与管理学的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和理论铺垫。
    大型企业的发展及其管理诉求，使对利润和财富的理性追求逐渐渗透于企业的各种制度设计之中，而官僚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则使理性主导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由此，以技术的、科学的理性作为管理之根基的科学管理取代了前现代社会的亲情式家长制。19世纪70年代，美国长期的经济萧条使金属加工企业的需求持续下降并出现大量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制造业者开始把注意力从技术领域转移到组织与管理领域。“这种新的兴趣促成了美国工业界科学化管理的开始。如何改进管理成了新近成立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探讨的主题”。1895年，机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发表第一篇其后被称为“科学管理”的论文，文章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预设为基础，主张对工人运用棍棒加胡萝卜的手段实施管理。一方面以物质刺激来满足其经济需要，一方面实施严格的控制与监督以保证产量的持续增长；此外，由于降低成本而造成盈余分享，不应该以过去的经验而应以标准工时和产量作为分配基础。1911年，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泰罗制由此产生，标志着管理从一种传统的经验活动独立为一门现代性的经验科学。
    泰罗制推崇效率、分工、组织化、标准化、系统化等控制标准，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理性逻辑在经济生活与管理领域的逻辑推衍。在理性逻辑主导下，铁路、电话、邮政等现代大型企业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迅速产业化并大量使用机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技术逻辑，工业生产及其监控必须在严密而精巧的制度中进行，这就需要纪律和奖惩机制；为满足产量的持续增加以保证足够高的生产效率，实施更为精准的控制，必须通过计划与执行的分工来造就强有力的管理者和温顺的操作工。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实验观察来确定量化、程序化的时间表和管理规则。从泰罗文本中的内容可以清晰地发现，以科学的方法和标准取代主观武断的经验判断是现代性之理性逻辑在经济与管理领域的自然推演，泰罗本人的实践与研究不过是对这一推演与过渡做了系统化的总结并使之完成理论升华。
    泰罗的历史性贡献是将现代理性精神根植于管理之中，确立了管理的效率至上原则，从而实现了管理的现代性飞跃，并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形态。彼得·德鲁克对此曾评价说，“‘科学管理’和后继的‘工业工程’是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重要思潮，对全世界的影响力远甚于美国宪法和联邦制度。过去一个世纪内，全世界只有一个思潮能与之抗衡，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指科学管理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而言，它得益于泰罗制对效率主义的推崇，但也恰恰正是这一点使泰罗制遭到非人性化的质疑。批评者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过于强调客体的作用，将管理的主体(人)降低到客体的位置，并将之隐喻为“机械人”，使其整个理论体系“见物不见人”，这是典型的以物为本的管理理论。但也有学者反对将泰罗制视为物本管理的典型，而是认为，科学管理中隐含着大量朴素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和方法论。如：泰罗强调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发挥人的潜能，强调资方尊重、同情、关心工人，强调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等。此外，泰罗多次强调科学管理的实质是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进行一场彻底的“精神革命”，是劳资双方在精神状态上的一次彻底变革，这种变革可以将对立情绪转化为协作意识。
    泰罗在创立和宣传科学管理理论时考虑了人的因素，表露出善良的愿望和理想，但这一理论的实际运作却走向了他的愿望和理想的反面，遭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抵制；而且，无论就其学术理想还是实际运作来说，都还称不上是人本管理思想。泰罗制是管理学第一个也是至今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对泰罗制的争议同时也反映了现代性逻辑在管理中扩展的深化，泰罗制本身的这种思想张力对以后管理学的演化路径产生深远影响。管理的现代性就是近代以来发展资本主义工厂制度造就的现代组织及其所确立的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集权主义等基本价值，本质依然是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从学界对泰罗制在效率与人性之间的争执可以看出，泰罗制本身已经孕育着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在管理学中的诸多矛盾，现代性及其分化在管理学产生伊始就打上深深烙印。即，现代性在催生管理成为一门科学的同时，也埋下了管理学今后发展中的一切矛盾与危机。
    三、效率与人性：管理学发展的两条逻辑主线及其范式分裂
    对泰罗制产生的历史基础与逻辑起点的剖析，使我们明确了现代管理学的产生与现代性自我确证的理性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泰罗以后的管理学沿着泰罗制确立的理性逻辑基础，在继承与批判之间逐渐演化出两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即以效率作为管理终极目标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以人性作为管理终极追求的人文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继承和发扬泰罗制的效率主义追求，以“任务”为核心，追求效率至上原则，将人机械化、符号化、标准化以增强管理中的可控性；人本主义范式则批判泰罗制的效率主义目标及物本主义逻辑，以人的精神因素来构建理论硬核，以“人性”为理论宗旨，重视情绪、情感、价值等非理性因素对管理的作用，强调人在工作中的尊严和快乐。持有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力争以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管理而强调管理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持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则强调管理研究中的价值要素而倾向于视管理学为一门人文学科。两大范式对管理学学科基础的这种理解隔阂造成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内部分化，分化的结果是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范式压倒人文主义范式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发端于泰罗制本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在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厂与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厂车间里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科学管理的试验，对工人的动作、时间进行精确化测量，制定标准化、最优化的控制规则和程序，率先以自然科学中的分析-还原方法替代管理者专断无常的行为来考察人类的管理活动，将基于形式理性的计算逻辑导入管理之中并使之成为可以通过试验来还原和预测的科学，由此奠定了管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基础。泰罗制超越了意识形态之争，使管理成为一种提高生产效率和对人类活动进行控制和预测的有效工具，它以标准化与去技术化的劳工取代技术性的工艺师傅而成倍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因此大大缩小了工人的自治空间而付出了极大的人性代价。泰罗制对效率的关注被巴思、吉尔布雷斯、甘特、爱默森及穆尼等后继者推崇到极致，到20世纪20年代则与大规模生产结合产生了福特制这一影响人类百年进程的生产组织形式。福特制起源于1913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海兰公园汽车组装厂所创建的自动生产流水线，其突出特点是依靠大规模生产，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具体途径则是将泰罗制运用到生产流水线上，在以下方面改进了组织生产方式：零部件的标准化和完全的互换性、非熟练劳动力的广泛使用和劳动管理的简单化、生产线及其设别的刚性化、创新和生产的分离。
    泰罗制与福特制完成了管理形式化的关键步骤，对工作活动的细分和对组织与协作的关注是形式化结构的标志，而形式化则使参与者或观察者能够描绘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流程，描绘它们与合理操作之间的关系和过程，包括责任分工的设计和修订、信息和物质的流转以及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这是科学主义范式在管理中的奠基与定型的初始阶段。如果说泰罗与福特的管理研究主要聚焦于生产车间中的个人效率，法约尔、马克斯·韦伯、厄威克和古利克的组织理论则聚焦于更为宏观的组织效率，使工具理性由操作层扩展到组织的战略层或概念层，由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到嵌入到组织结构之中并固定化，进一步完成了组织管理的形式化与理性化，马克斯·韦伯按照理性化原则设计的官僚制理论是反映这一进程的标志性理论。这些推崇形式理性并注重结构和整体的组织理论是科学主义范式在管理研究中的第二阶段。二战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预设，取代了此前管理理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为管理研究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解释力更强的理论基础，使科学主义范式在主导管理研究的进程中不断地对自身的基础假设进行改进和完善。与此同时，数量模型、统计方法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成熟并迅速普及，早期以生产为核心的管理理论整体地向科学主义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决策理论、运营管理、控制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学派。这些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重塑管理的科学化思潮是科学主义范式在管理研究中的第三阶段，它们使科学主义思潮进一步在思维模式及研究方法方面固定化与系统化，从而奠定了科学主义范式成为管理学主导范式的基本格局。
    管理学的人文主义范式可追溯到玛丽·福列特。福列特在20世纪初就开始讨论合作和责任问题，提倡参与式管理，强调管理者与雇员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在推崇生产技术的科学管理时代，她就认为“对工商领域中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对生产技术的研究密不可分”。福列特的研究最早开启了管理学研究的人文之维，但由于与主导当时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工具理性观相悖而久久被人遗忘，直到30年代乔治·埃尔顿·梅奥的“霍桑试验”，管理研究才真正放射出“人性的光芒”。20世纪30年代初，梅奥等人在芝加哥郊外西部电力公司的霍桑发电厂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试验研究，对科学管理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系统的单一假设提出了挑战，开辟了管理研究的崭新路径。霍桑试验发现了单调感、疲劳感等工人的态度与生产效率之间的联系，雇员在工作中表现出比个体私利更为强烈的忠诚和义务，企业中除了制度、规则与职位构成的正式结构之外还存在基于情感与兴趣的非正式组织，从而拓展了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并提出“社会人”假设，为组织中的合作行为提供了坚实的人性基础。福列特与梅奥等人的早期研究发现了管理学科学主义范式的原罪，即管理考察中的人性缺失，这也构成了此后管理研究中人文主义范式开始的逻辑起点。他们将价值理性导入了管理研究之中，由此奠定了管理研究中人文主义范式的雏形。
    人本主义范式在管理中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潮则始于心理学大师马斯洛。1965年，马斯洛出版《良好精神的管理》一书，被认为是管理学人文主义范式的发微之作。马斯洛的革命性意义是用人性、生命的力量取代片面追求效率的制度化的压抑，以人的自我实现的话语摒弃了将人当作物品或者工具的传统话语。如果福列特与梅奥的研究是管理学人文主义范式的原始萌芽，马斯洛则是以人本主义心理学来自觉建构新的管理形态，从而将强调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哲学根植于管理考察之中，奠定了管理学人文主义范式的哲学基础。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组织文化理论的产生及推广，管理学的人文主义范式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伦理领导(ethical leadership)理论与工作场所精神性(workplace spirituality)理论则将伦理、价值观等精神性因素推衍到管理考察的核心位置，并将对“善”与“美”的追求视为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标志着管理学人文主义范式不断走向纵深并与人性的实现与自由发展这种人类的终极价值紧密结合起来。
    那么，管理学在百年演化过程中何以出现这种分化？当然，不同的学者对管理学的目标追求及本质属性的认识差异是管理学之所以分化到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两面旗帜之下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们超越于管理学之外，从整个人类近代史演化的思想历程考察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客观原因是现代性在近代人类思想史中的主题分化，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峙。正是这种两大思潮的对峙，才为不同学术旨趣和专业背景的管理研究者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分析框架，从而使其对管理学的本质属性及终极目标产生完全不同的认识。理性裂变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现代性主题分化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则决定着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管理学之演化方向只能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者之间徘徊。在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进化的现代社会里，科学主义思潮压倒人文主义思潮，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形式理性成为强势逻辑而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遮蔽或祛除了价值理性的存在。现代性两大思潮的失衡进一步地决定功利性与应用性极强的管理学必然被科学主义范式所主导，这是科学主义范式成为当今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的根本原因。总之，现代性逻辑根植于管理知识之中使现代管理学得以诞生，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则内在地决定着管理学范式的分裂，而现代性两大思潮的内在失衡则决定了科学主义范式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这一现状。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与人欲本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统一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精神”，完全可以在管理学中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但由于形式理性的强势逻辑及“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科学与人文不断分化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两者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形式理性的僭越与技术筹划的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而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则进一步挤占了人文学科的地盘；此外，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地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再者，自然科学自许的价值中立原则使其拒绝人文关怀。这一切导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日益分裂与失衡。在工业社会成为功利性追求效率的时代，人欲自然成为被控制的对象，人的价值与情感也逐渐被清除在管理学之外。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严重失衡是当前管理学理论内部的痼疾。总之，现代性的主题分化所造成的管理学两大范式的分裂与失衡严重影响了管理理论的健康发展，它是造成管理学价值虚无与人性在管理实践中异化的根源。
    四、结语
    无论是科学主义范式还是人文主义范式，都在管理学百年演变的过程中源远流长，并深刻影响着未来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管理实践。形式理性主导下的科学主义范式展现了管理塑造人类生活的巨大能量，它极大提高了人类的自我组织、预测与控制能力并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成倍增长，为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它却只在“物质—技术—效率—利润”单一维度中考察管理问题，忽视或贬损了人类“精神—文化—价值—自由”等另一高层次的也更为本质的需求在管理之中的发展或实现。价值理性主导下的人文主义范式则将人的尊严与自我实现这一价值要素摆在管理考察的首要位置，将科学主义范式所激发的巨大能量导向在人类自由生活与长远福祉之上，为管理之发展厘定了正确的航向，但片面强调精神因素的人文主义范式却容易将管理导向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泥坑，同样无法单独医治现代管理的诸多弊病。当务之急是在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之间搭建恰当的桥梁，在不贬低任何一方的基础上促进两者的沟通、对话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