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论领导者素质

       【作者简介】黄秀红，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教研室主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哲学、逻辑学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重要著作，内容丰富，堪称“百科全书”。有关领导者及其素质的论述是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很多独到的见解、开创性的言论为后世的很多思想家、政治家所用。用现代眼光重新梳理、审视这些内容，同样可以感受到《墨子》的现实意义。
    领导者作为领导活动过程的主体，是指在正式的社会组织中经合法途径被任用而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履行特定领导职能、掌握一定权力、肩负某种领导责任的个人和集体。领导者的素质是进行有效领导的重要条件，直接决定了领导者事业的成败和领导效果的好坏。《墨子》将所有的“领导者”统称为“政长(正长)”。《尚同》篇中用一段话来说明了这个领导者集体建构的始末：“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所以，在这样一个金字塔架构的系统的顶端，即高层领导者就是国君，文中以“天子”“君”“上”称之，如“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亲士》)其次指的是三公、诸侯国国君等王公大人。《尚贤·上》中有“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是将“王公大人”视为“国君”的代言人的，作为系统的第二层，即中层领导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代替国君治理国家，为国家选拔贤才。最基层的领导者就是由王公大人选拔出来的、分派到各个层级帮助治理国家的贤才、士人、君子们，包括“左右将军大夫，以逮至乎乡里之长”(《尚同·中》)。在《墨子》看来，士人、贤人、君子们不断地修炼自我，提高自我素质，其主要目的就是“可以为士于天下者”(《修身》)，成为领导者集体中的一员。
    这些领导者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他们必须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素质，否则，就不适合担负相应的领导工作。如《墨子》所言：“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亲士》)《公孟篇》中记载了墨子和学生告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告子自认为自己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墨子告诫他，政务之事，是“口言之，身必行之”，如果只是“口言而身不行”，或者“不能治子之身”，那就谈不上“治国政”。所以，一个领导者必须既有实干精神，又具备相应的领导素质，如果自身素质不行，那么还谈什么治国理政？因此，《墨子》全篇从各个不同角度对高层、中层和基层领导者们提出了具有共性的素质要求。
    一、道德修为
    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领导者的“德”，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墨子》也认为“德”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只有“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才能够称其为“贤良之士”“国家之珍”“社稷之佐”，才是国家所需的栋梁之才，才有资格被选拔去参与国家治理。但对于为官的人来说，“士虽有学，但行为本焉”，虽然需要有“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学问，但是德行才是根本。所以，领导者的首要素质就是“厚乎德行”的道德修为。
    《墨子》列出了重要的四种德行：“贫则见廉，富则生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可以视为“厚乎德行”的主要内容和标准。做到“厚乎德行”，不能摆花架子，不能做样子。
    首先，学会“反之身也”的修身方法。所谓“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这四种德行不能掺有虚假，领导者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墨子》反对为了“名”而自省修身，“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所以，自我的德行修养要发自内心，矢志不渝，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名誉扬天下”的目的。《修身》认为，君子明察左右必行能达到修行的目的。若是被不具有修行的人所诋毁，不要批驳谩骂，不要有怨气杀气，只须“反之身也”，自我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修炼到位，这样既可以减少怨恨又可以加强德行，“怨省而行修”。《墨子》的这一修身方法与儒家“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墨子》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镜”观，提倡以人为镜，反躬自省。现在，人们只知唐太宗李世民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却不知是受到《墨子》所言：“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的启发。李世民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开创“贞观之治”的辉煌，可以说多少得益于这样的积极反省策略。
    其次，考量自己择友是否慎重。《所染》篇以染丝为喻，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感叹中，从大量历史事实的枚举中，类比性地得出“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的结论，提醒领导者要注意“所染”“染不可以不慎”“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结交良友，有利于自己的进步和品行的修养，也利于自己家庭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反之，“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结交恶友，则不免品行堕落，事业失败。
    二、语言素养
    《论语·子路》篇记载了一段“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对话，强调领导者的语言素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二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这些说法虽然过于强调了“说”的作用，但领导者应具备一定的语言素质却是从古至今的很多思想家的共识。先秦墨家学说多次遭到其他学派的攻击，为此墨家学派十分重视领导者“言辩”素养的培养和训练。
    首先，“言辩”要遵循一定的方法。“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慕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强调“兼士”必能言辫，为他们进入社会“上说下教”“劝以教人”做好充分准备。就墨子本人而言，他身体力行，在“上说下教”中多次运用言谈辩术取得卓越成效。最成功的当数止楚攻宋。在长期的辩论、谈判和讲学过程中，墨子坚持原则，灵活运用娴熟的论辩技巧，常能出奇制胜，驳倒对方，而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辩论方法和技巧，留下了传世之作《墨辩》，也让其深刻体会到“辩乎言谈”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
    其次，“言辩”者须做到“言必信”，即领导者要敢于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一方面《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中连续提到一个词“三表”，这就是《墨子》为“言谈”设立的准则和依据，既不能诡辩，也不能胡说。《墨子》认为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所以，言谈必须依据三个方面：“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性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里，“本之”是间接经验，即从历史记载的前人的经验教训中考察言谈的根源、本源；“原之”是直接经验，从百姓耳闻目见的事实中审度、推究言谈；而最重要的是第三个“用之”，是将言谈应用于实际执政过程中，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来判断真假和决定取舍，将《贵义》中的这段“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精华抽取出来，很有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墨子》在《兼爱下》中讲：“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在《贵义》篇中又说：“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日也”，都是在强调说到做到的言谈准则。言论足以付诸行为的，要经常讲；不足以付诸行为的，不要经常讲。其实，“言必信，行必果”之说，最早载于儒家典籍《论语·子路》，但后世儒者除漆雕开一流之儒外，其他儒者并没有重视，孟子曾说“大人者，言不心行，行不必果”。所以真正能秉持一种言谈行事的责任意识的是墨家。“务言而缓行，虽辩不必听”(《修身》)，专注于言谈而不去做，即使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口才再好的领导者，老百姓终究不会信服和拥戴。
    三、学习精神
    “兼爱”作为《墨子》人才思想的出发点，是墨子区别“兼士”和“别士”的根本依据，“兼”不仅体现在“德”的要求上，也体现对“士”的素质要求上。《墨子》认为身“兼”数长的贤良之士，不但要能言善辩，而且还是“博乎道术”的实用人才。“道术”包括的内容应该是相当广泛的。《墨子》一书足以反映墨子“博乎道术”的知识素养。《墨子》中的守城战术极其丰富，仅存的11篇就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守城术。不仅如此，墨家学派中，有研究光学的、力学的和数学的，甚至有研究宇宙论、物质论的。所以，《墨子》以“博乎道术”对领导者提出要求，其实亦表达出墨家成员可以“为天下之士”的愿望。
    但《墨子》也认为，能够完全达到“博乎道术”要求的人，是寥寥无几的，书中也只列举尧舜禹汤文武等圣人属于此类。所以，《墨子》很现实地要求贤才士人们至少要掌握一种道术，这就好像“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墨子·耕柱》)。
    《墨子·公孟》篇中有一个故事，有几个弟子曾经告诉墨子，既想要从学业，又想要习射技。墨子说：“不能。明智的人一定要做力所能及的事。国士一边作战一边去扶人，尚且顾全不了。现在你们并非国士，怎么能够既学好学业又学好射技呢？”可见，墨家最反对的事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置立根本，而修剪枝叶。因此，墨者团队实践着安身立命，修炼自己，力争学有专攻，学有所长，把精力集中于要务，力求做到先专而后博。
    无论是专还是博，均来源于好学。墨子本人就是好学的典范，他最初学习古代传统文化和当时有影响的儒学，曾跟周朝礼官史角的后代学习周礼，“修生圣之术，通六艺之论”，遍读百国《春秋》。墨子平日言谈、讲学、辩论，经常引用《诗经》《书经》和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非常娴熟。《墨子·贵义》篇中记载了一件事，墨子以周公为榜样，认为作为“士人”，上没有国君的差事，下没有耕种的艰难，是不能够不读书的。实际上也是在告诫天下士人要好学习、多读书。《墨子》在《公孟》中讲了很多故事，都是想要告诉弟子和有志于出仕做官的人，不学习是会被人笑话的。曾有人以“家族中没有学习的人”为由拒绝学习，墨子跟他讲道理，说喜爱美的人不会因为家族中没有人喜爱美就不喜爱美，打算富贵的人也没有因为家族中没有人富贵而不打算富贵，学习也是这个道理，自己只要想去做，何必要看别人怎么做。
    《吕氏春秋》强调和揭示了墨家提倡的这种学习精神。《吕氏春秋·博志》曰：“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于学者，无肯为也。……用志如此之精，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真的有了这样的学习精神，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四、民生观念
    作为下层社会的代言人，墨家主张节用节俭的民生观。墨子对当时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众谋生不易的社会现实有着切肤之痛，而当时的许多王公大人却生则奢靡，死则厚葬，加剧了国穷民困，社会混乱。为此，《墨子》用《节用》《节葬》《非乐》三篇文章来抨击这种领导者的腐败，要求领导者体恤民艰，节用节俭，在生活上只要能满足基本的需要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铺张浪费。
    《节用上》开篇就写道：“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备也。大人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固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是以倍之。圣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用民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财不劳，其兴利多矣。”这段话很明确地表明：一个好的管理者，无论是发布命令、兴办事业，还是使用民力、花费钱财，没有不是因为有实际价值才去做的。浪费奢靡则会加重人民的负担，甚至威胁到政治统治的兴衰，即“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所以，领导者要重视节用，摒弃那些“无用之费”。
    《墨子》认为，在宫室建造、穿衣饮食、舟车娱乐等方面都只须满足基本需要就行了。如宫室建造方面，只要“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节用中》)建造宫室，四周可以抵御风寒，墙体可以区别男女之礼，就行了。又如饮食方面，只要“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而“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节用中》)吃的东西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要想着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也不要琢磨如何招致外国奇珍异品。因为过多的追求，满足的是一己之欲，却会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需要百姓上缴更多的税负，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其使民劳，其籍敛厚”，需要更多的战争掠夺，“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节用上》)因此，像这样的“无用之费”要舍弃掉。“无用之费”还包括“乐”和“厚葬”。因为制造乐器“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而“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无助于老百姓获得“衣食之财”，也无助于治理“天下之乱”(《墨子·非乐上》)。而“厚葬”则意味着“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如果陪葬，天子死了杀人殉葬，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将军、大夫死了杀人殉葬，多的几十人、少的几人。再加上守丧三年，结果是“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
    可见，《墨子》节用节俭的民生观是把生存需要和生活享受区分开的，生存需要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正当的，而生活享乐是多余的，因为是不正当的。他从人的衣、食、住、行、性以及死亡中，悟出一个道理，即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财物是有限的，用无穷的欲望去追求有穷的财物，结果是害人害己。对此，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教育民众，“节于身，诲于民”，自觉地节用节俭，否则上行下效，社会风气随之奢侈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