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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开拓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丰硕成果，但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实践面前，依旧任重道远、方兴未艾。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可以反思和解决的难题，而是需要各界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探讨，强调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的相互联合，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让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智慧和真理光芒，服务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及构建人类美好生活的伟大事业。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组织重构模式，打破时空壁垒，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正在显现。讨论数字化生存与数字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应该结合经济学界、哲学界、新闻传播学界、社会学界的力量。现代学术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呈现出急需深度综合的取向。哲学应该对一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所观照，保持宽容的心态和开放的精神，以问题为导向，接纳不同的学说流派，实现反思与超越，为此哲学研究不仅要改变哲学跟二级学科之间的隔膜，而且要彻底打破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这样才能把握社会历史变迁和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才能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王立胜指出，首先，数字化、智能化从技术发展看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数字化、智能化，如何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从深层次看，我们必须进行经济哲学层面的探讨。今年4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资本应该回归其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平台垄断，这是对资本要素在中国发展的限度，对资本研究做出了规范性要求，实际上也为我们经济哲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其次，关于数字化生存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正视数字资本化和资本数字化。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聚生化向离场化的转变，从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转变为数字的活劳动，出现了更多的数字劳工和数字穷人。传统认知上的非劳动时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灵活的工作、自主的工作，使得工作和生活不分，但却让人们乐在其中，数字时代的离场化和去时空化的劳动，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优越的。这背后的资本逻辑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有什么关系；如何利用数字化实现产业升级，实现结构优化；如何推动数字技术、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而为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等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应通过跨学科的协作来寻找这些问题的一些解答，至少为这些问题探讨出一些可能的思路。
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晓明表示，数字化生存是一个哲学范畴。它的寓意是，讨论数字化生存世界所带来的人类的遭遇和境遇问题。自从海德格尔把“生存”这个词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以后，对“数字化生存”的理解也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数字化生存应该特别与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类生存的前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数字化生存与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体现出两个结合：第一个是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在经济发展中，数字化被多次提出，但是这个数字化生存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更应该有哲学的高度；第二个是经济哲学与中国整体经济的结合。数字化生存应该特别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整体发展战略密切联系。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经济哲学的最新发展，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性批判的形而上学理论为我们深入思考如今的经济哲学问题、深入思考数字化生存、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批判武器。中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做好这两个结合，不仅是思考某些经济现象，而且是和哲学深度，特别是和人类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也和整个中国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可能开启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联系在一起。
《解放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周智强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关于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赋能，需要我们在技术、经济、人文、社会、伦理学等领域协同创新，构建良性高效、以人为本的数字化大环境，否则数字化必然挤压人的生存空间，造成某种社会的异化。数字化开启了新的生产力，但是这种优势如何激发出更为广泛的高质量发展和和高品质生活，周智强认为不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简单地深入融合的过程，而是需要多学科、多专业、多视角的聚焦，在深度融合当中形成数字化生成的总体生产和数字化转型构建。比如人与智能化、数字化这些技术将形成怎样的良性互动，机器人会不会对人的主体性提出挑战，或者将会产生怎样的挑战；数字化时代的价值观，包括文明形态，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和迁移等。哲学和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概念范畴、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最初是由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其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出的。按他的解释，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如今，随着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快速变革，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社会生存状态。
围绕“数字化生存”这个哲学范畴，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张雄指出，数字化生存是人类长期追求自由、创造历史活动的产物。它有着三个鲜明的哲学特征：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共存、比特与原子同在、理性计算与非理性情感共生。严格地说，数字化生存既是技术向度深究的问题，更是哲学向度追问的问题。任何对宇宙自然密码的解读，也是宇宙的理性化、真理化的哲学认知过程。冰冷的数字逻辑运动，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但数字化生存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忧患：“人类的形式化”存在、数字决定论、数字化崇拜等认识幻象值得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和在场势所必然。
民进中央原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认为，对数字化生存的追问，可以从元宇宙着眼，元宇宙作为数字化的最新形态，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了虚拟世界，人类生存于两种形态之中。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几点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其一，社会学讲究互动论，即在角色互动中强调自我，这是社会学传统。虚拟世界中的人机互动会不会使“自我”的作用被弱化？人还是不是主体？其二，社会学更讲究社会交换理论，其中有公平正义问题。元宇宙是去中心化，有利于让社会扁平化，这是有利的，但同时会出现数字垄断、数字鸿沟，语权权重的大小不一样等，这些会不会不利于社会的公平？程度如何？其三，社会学讲究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知识来源于世界。虚拟世界不是实践，胜于实践，有助于丰富实践，有益于在虚拟世界中反观现实世界，更加清晰地分析和综合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因此，随着元宇宙的兴起和普及，会不会进一步验证并丰畗社会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臧峰宇指出，数字化生存世界，首先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数字化生存样态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当今世界遍布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新型技术的应用，我们的生存空间、生存构成、生存媒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对符号化的适应，是对虚拟空间和超现实的生存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数字化技术是被强势植入现代社会的，人类的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造成物质至上主义的问题，导致物质欲望和人们真实世界的冲突。其次，从更现实的意义上来看，数字经济是数字化生存世界的物质基础、实体性的内容，突出表现为数字产品的生产、交换，包括数字市场行为、场所、规则、货币等，以及其中存在的竞争、诚信和各种伦理问题。从建构层面看，数字经济的现实问题不是否定数字化技术，而是为数字化生存世界的反思提供合理的建设性方案，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的世界，还要建设更好的世界，积极发展健康的数字经济。最后，数字化的生存世界，也可以理解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物质存在样态，超越物质世界的空间限制，为人们的自由和空间发展创造了条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认为，数字化时代必须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建立，要了解数字化是什么？基础是什么？第一，技术基础。数字化时代的技术不同于机器生产，它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机器生产产生实物物品，而数字化的生产、技术生产产生的是信息；同时，数字化和信息化，代替了人的脑力劳动，是智力的延长，或者智力的变化，形成了人脑和电脑之间的区别。这种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变化。第二，社会逻辑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生活上，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数字化的侵袭产生了信息资本，现在信息本身就存在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本，这种资本把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融合在一起；政治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政治生活当中的最主要的民主生活的问题，由于网络的出现，变得平民化了，不再是原来垂直的上级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思维方式的变化，随着数字化经济的产生，人工智能发展，思维发生结构性变化，产生人脑、电脑、客体三维模式，这样形成了实体性思维和虚拟空间的问题，空间和时间、因果相关性、创造性思维和工具思维等形成一系列的结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速继明表示，数字化世界的生成，人类从原子转向了比特，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数字化改变了虚拟生存世界，打破了自然时间的作息模式，使得人类现在的交互，都可以按照同样的模式来进行生存。第二，数字化的虚拟关系代替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人们的交互性大大提高，摧毁了传统的记忆、传统的现实、传统的约束。第三，虚拟空间的数据导向替代了主体价值的导向，现在的直播经济等，通过流量本身创造价值。第四，人类过去的数据采集形式已被计算机替代，形成了现在所谓的“假肢”，就像“007”讲的眼睛采集数据分析，包括现在用的智能手段，甚至可以记录我们的心跳和每天的作息等。
《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段钢认为，数字化生存带来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具体表现在：首先，数字劳动强化了劳动形而上学的特征，数字劳动使得供求关系重构，信息通信技术（ICT）资本使劳动生产力、经济效益、人力基本回报率大幅度提升。数字经济带来了更大的规模经济，交易成本下降，这将预示着新的经济融合体的诞生，以及不断拓展经济发展的新边界。数字劳动能力将成为新的竞争能力。其次，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的形而上学，必将引导人们重新设计设置意义、价值、游戏规则，这种新的联合、重组，远非马克思所说真正全体自由人的联合。为弥补数字经济产生的不断扩大的鸿沟，人们数字劳动的领域不断扩张，数字劳动支配下人的异化必然加剧。人的本性在网络当中消失，面对大数据，普通民众只是客体而非主体。资本如果不能被超越，将永远不能终结这种状态。我们不能陷入数字经济发展的狂欢，要保持对资本逻辑的清醒。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指出，围绕数字化生存世界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化世界的认识问题。技术作为必需品时，我们免不了被机器、被工具，有无力感。在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中，人类都有可能被抛弃。但在数字世界和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化世界是没有办法被抛弃的，它是网，没有办法逃避。关于知的方面，已经不存在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二元的问题，所以要思考人类怎样把自己带入，来认识正在发生的数字世界。其二，数字化生存中的人的生存问题。数字化的世界里面，数字化强势介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数字化而言，人是客体。人的学习能力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会拒斥，但是现实不以我们的拒斥为转移。人类会有一种生存的焦虑，比如海德格尔讲的“烦、忧、死 ”再加上“犬儒”。
数字化生存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存方式，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是数字化生存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忧患。对数字化生存的辩证把握和思考，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和在场。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范宝舟认为，要遵循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路径来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是劳动主体，遵循数字思维逻辑，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运用数字要素等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活动，是人的一种生产方式和存在现状的展现。数字劳动展现的是人当下的一种生命状态。具体来讲：数字劳动是复杂劳动，从脑力和体力劳动分离开始，数字劳动就开始萌芽；数字劳动是创造性劳动，以创造性展开为基础的劳动；从历史的过程中理解，数字劳动已经成为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和内核，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式、制度模式；从结构性理解，有它的核心层、近层、远层、中层。数字劳动有其历史进步意义，表现在：数字劳动本身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它提高了劳动的生产效率，提升了劳动产品质量，赋予劳动产品以审美文化的内涵，优化了产业结构，丰富了人们生活形式和内容；数字劳动加速了现代性变革的进程；数字劳动不仅带来人与自然的优化，而且带来了社会关系扁平化的变革。
从异化劳动与数字生产方式的角度，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拥军认为，数字劳动是异化劳动，没有超越原来的生产方式，仍旧可以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中进行分析。劳动资料是私有化的，剩余价值给了资本家。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是要引导、鼓励，不是放纵，强调资本仅仅是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而不是让资本垄断、剥削。从政策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原来是放，现在是收。目前发展数字经济要依靠什么？要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分开。发挥数字劳工特别是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具有经营管理才能，可以让劳动过程充分展开，价值增殖过程要顺着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但需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虽然要重视劳动的二重性，但不能机械地套用资本论，要研究透彻数字劳动和数字经济。既要认识积极作用，也要认识消极作用。党作为探路者和领路人、先锋队，要有理论领导和理论武器，才知道怎么发展。
从“幽灵劳动”这个新概念着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认为，可以从“幽灵劳动”切入来反思更广义上的数字劳动。“幽灵劳动”是指驱动很多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系统运营的劳动力，而且他们往往被故意隐藏起来，让我们很难发觉。“幽灵劳动”有双重特征：第一重特征和其他概念不同，“幽灵劳动”强调了一种特殊的人机关系，就是在“最后一英里”悖论的背景下，虽然机器不能取代人，但却催生出一种“人类渐成为机器延伸”的演进趋势。第二重特征从劳动关系本身而言，是非标准的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劳动者不得不服从于某些赋条件短暂的弹性化的雇佣安排，这也是这种劳动呈现出不稳定性根本原因。那么，平台劳动和“幽灵劳动”有何概念差异性和相同性呢？通过对“幽灵劳动”与平台劳动进行具体比较，得出结论：“幽灵劳动”只是“旧瓶装新酒”。不断纠结于这些新出现的概念，容易导致研究陷阱，忽视了背后对本质问题的思考。
从数字劳动的制度层面，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程认为，数字劳动与制度的关系必须在实践的动态过程中综合运用各学科的前沿方法加以思考。在理论层面，数字劳动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底层逻辑、学科框架，它既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又是研究必须首先考察的基础性历史背景。在现实层面，数字劳动的共享性、普惠性、生态性等优势需要通过制度的微观设计加以释放，而面临的异化问题、价值危机等负面效果亦需要制度的顶层设计加以制约，在批判与建构的双重语境下建立起具有中国元素、制度优势和民族特色的数字劳动制度体系。
从资本一般的视角分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认为，“资本一般”中的“一般性”是一个不得不承认所有为了彰显资本而存在的事物，就是资本的当下呈现，因此是可以与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并存的“现实形式”。资本的现实形态从来直接就是“资本一般”，即“存在着直接就是存在”。“资本一般”的这一当下呈现性是自资本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一种特性，并非是伴随着资本逐渐复杂而多样的新形态的诞生才得以产生的。尽管资本逻辑并不否认实体资本运行的意义，但随着以欲望体系为表征的丰盛社会的到来，资本的金融化趋势势不可挡，它催生了一系列不同的资本表达方式。首先，“资本一般”的直接呈现方式，也即资本金融化较为激进的表达，即金融衍生品。其次，数字化资本的一个形态演变，目前最为鲜活和最具统治力的资本形态为平台资本。最后是技术资本化，它可以独立为一种资本形态，源于资本融资热词“元宇宙”的诞生。它以未来技术爆炸的许诺成为了可吸纳资本的黑洞。三类资本的表现形态本质上都是资本金融化的不同表达方式。
从规范资本运行的视角，《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周丹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显然这不是平行观念。在社会生产力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实现所谓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社会形态，只能调节所有制形式。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形态，我们讲的市场经济合理性逻辑，既不是批判资本的逻辑，也不是单纯的资本利润的逻辑，而是驾驭资本的逻辑。我们的所有制形式需要起到压舱石的作用，一定意义上规范引导资本的有序生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讨论数字化，张力是足够大的，需要凸显制度的优势，有效引导数字化、智能化。
从《资本论》蕴含的新文明出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猛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和复杂的，这些彼此矛盾、甚至对立的维度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方式。《资本论》的特殊理论生产方式即形式分析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马克思关于新文明的观念并不是简单地对于旧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而是在植根于对旧文明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对新文明可能性所形成的理解。对于马克思来说，作为资本主义“形式化”社会结构的实际承载者的“人”，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而具有抽象性的人，而是具体的“社会个人”。与人类的无限性力量直接相关的“社会个人”，将能够在特定历史性机遇中寻找借助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工人间广泛联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表征的旧文明，建立“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文明的契机。
从《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出发，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堡骏认为，《资本论》就是唯物论、是辩证法、是哲学，但是《资本论》不是作为一般方法论的辩证法、一般方法论的唯物论、一般方法论的逻辑学，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的辩证法、唯物论、逻辑学。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不是物，而是在物的掩盖下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表现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结合今天的数字资本、金融资本，我们不仅应该认为资本是要素，更要把资本理解为一种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向前发展，我们要限制运用资本，但是我们又不要搞资本崇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确认识资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嵘均认为，应该跳出经济看数字经济，跳出政治看数字经济，跳出政治经济看科技，跳出意识形态看数字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有三点阐述：首先，从经济范畴谈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其背后所体现的是所有制和分配体制的关系。对于数字经济未来向何处去、如何避开数字经济的陷阱，没有标准和尺度。同时，谈论资本和劳动，绕不开剥削。当我们把这个现实放在生存论的框架内思考时，将体现出哲学、社会学、法学种种学科的智慧；其次，资本与权力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和政治的问题，或者说数字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中介就是科技。二者的关系中，权力控制资本、资本控制权力、权力和资本共融、权力与资本各行其是，这四种可能性中都有边界的问题，关键是监管，资本要为它设置“红绿灯”，甚至政治上应考虑如何提升监管能力和管理能力；再次，数字经济一定意义上也是科技创新，因为科技进步取决于创新，创新取决于教育。从意识形态看，科技的发展有“姓什么”的问题，但从推动人类变革来看是中性的。对于这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应该回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主动与世界主流对接。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夏明月认为，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资本化的倾向，并滋生出新型的贫富分化、数字垄断、民生安全与主权安全等诸多弊端。从所有制的层面看，这些弊端根本上源自社会化大生产与数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数字经济资本化的过程看，这些弊端是数字经济要素资本化和运行模式资本化的产物。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看，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在当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数字经济公有化趋势与资本化色彩并存。但归根结底，从制度与技术两种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先进数字技术的结合决定了公有化才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鲁品越认为，无形经济是无，但是无要胜于有，有要胜于无。无形经济固然是无，但离不开有，离开有是毫无力量的。芯片就是信息、数据的载体。无必须以有作为基础，这个无才有生命。回到马克思的载体，无是空的东西，需要有为载体，在数字经济领域，需要有芯片、计算机等高科技。数字经济将人高度社会化、控制化，关键性的技术只有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中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魏小萍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集中在数字劳动话题上，数字劳动是高科技时代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教育、医疗、金融、社会交往领域的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劳动领域，从其最基本的内容来看，数字劳动包含着主动和被动两种不同的劳动形态，其一是互联网经营、管理和软件设计类劳动，其二是通过互联网受数字经济操控的劳动群体或者个体劳动，这两种劳动都涉及分配公平的问题。关于数字劳动中的分配、剥削等问题争论很多，数字劳动未来应该向共享经济发展。当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运营进行管理的同时，也需对数字经济、网络平台进行科学的管理，使其发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于全社会的功能，构建面向全社会提供免费服务的综合性、多功能、非营利性质的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应该能够实现，并非遥远的梦想。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毛勒堂认为，经济到底为了什么？经济究竟为了谁？这是在资本现代性境遇中突显的时代之问。在古代社会，经济在根本上从属于社会，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取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之需。随着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社会的形成，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中成功脱嵌并成为主导社会关系的力量，经济活动也成为生产抽象交换价值以谋取无度利润的增殖活动，致使现代社会经济化、经济资本化，并因此呈现现代经济与人之自由本质之间的深刻悖论。由此，需要对现代经济方式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和伦理介入，以摆脱狭隘的资本世界观，重建经济的人本属性和伦理之维，匡扶现代经济朝着合乎人的自由本质和社会幸福的方向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正是对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我们需要结合新的时代境遇和经济情势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解答，始终把人民自由和幸福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价值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经济的产业升级，实现结构优化；如何推动数字技术、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与会学者结合自身的专业及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涛认为，回顾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先秦和古希腊罗马同样辉煌，随后中国汉唐引领世界，这些朝代人类的心智是开放的，世界的中心是中国，而西方则处在基督教统治下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人的心智是被束缚的。但是后来历史出现了逆转，世界的分流从十五世纪开始。中国明代以后，礼学占主导地位，思想被禁锢，心智被封锁，直到清朝，我们都是相对落后的。而这个时候的西方，文艺复兴兴起，解放主体的心智，接着走向工业革命，西方的创新接二连三，蒸汽机、电灯、火车、电话、计算机、互联网、股份制、资本市场、现代企业等层出不穷，西方一直领跑这个世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思想逐渐解放出来，中国经济才能有如今的成就。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每次复兴，都与民族心智的觉醒和自觉密切关联。中国历史的每次复兴，都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民族文化的充分自觉及精神自觉相关，反之，中国的历史就会出现重大挫折和困境。数字化时代意味着世界新的文明形态，能不能抓住这一历史重大机遇，关键在于中国人的守正创新、民族精神的自信和觉醒状态。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数字生产方式越来越神秘化，产生了数字拜物教。但是数据本身并不神秘，数字生产方式的核心仍旧是市民社会的逻辑，是现实的生产。我们今天研究“数字主义”，往往是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也就是最简单的东西被描述成了最复杂的东西，最复杂的东西被描述成最简单的东西，这也是当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今天“数字主义”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复杂的东西其实是数字，经过很多层次转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以为点击了订单，商品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以为是最简单的东西，恰恰这是最复杂的东西。数字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体的数据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在数字空间的一定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是他们在数字空间中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彦认为，关于数字化，经济哲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者都不能失灵，就是市场有心者和无心者的有机结合的问题。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在我们数字化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下，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需要相得益彰，有两点是必需的：一是开放，强调中国要面向世界；二是活力，激发人主体的活力和激情。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企业家的。目前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数字化生存的问题，他们有着双重的压力，应该给予重视。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沈斐认为，可以从技术维度、数字维度、经济维度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技术维度：以“新”破旧，改造和提升传统的生产力的三要素；以“快”赋能，畅通经济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开放融合、跨界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按需服务，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数字维度：抓住先机，强强联合，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治理体系，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社会的维度：数字文明让城市更智慧，让人民更幸福。那么如何看待数据要素化？构建怎样的数据要素市场？必须区分数据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数据蕴含价值，但是蕴含着何种价值至关重要。其次，如何看待数字治理？构建怎样的数据治理体系？数字治理体系涉及三个层次，国家、行业、组织，既包括数据资产地位的确立，也需要从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支撑技术等方面多管齐下提供支撑，还涉及人们的思维和价值观导向。对策在于通过数字治理体系，让“无形经济”现形，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
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朱成全认为，数字经济引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应该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与探索，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探讨数字经济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四个环节不可分割。数字经济可以调节生产环节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下优化分配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数字经济的虚拟化和超地域性弱化了交换环节中的市场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形成，最终可以丰富大众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搭载数字技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人民群众的美好需求为导向，在全新的组织方式和资源分配模式下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绍东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很多丰富的共同富裕的基因。但这样一种隐性的文明基因，是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够成为现当代推动共同富裕一个显性的动力。这种共同富裕的基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天下为公”这样一种共同的指向，比如诸子百家的均平的思想；二是这种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层面，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富裕。在价值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了一种共鸣，而共同富裕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共鸣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钟义见、通讯员谭惠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