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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科学家的失误，一般是指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由科学家个人因素而导致的错误的科研操作，以及这些过错给科学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过程。严重的科学家失误不但使科学家本人或相关人士遭遇不幸，也会给科学事业蒙上沉重的阴影，甚至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不但要从正面弘扬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福祉，颂扬科学家们高尚的品格、忘我的工作精神等，同时，也应该通过展示科学家失败的另一面，来阐明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所迈出的每一步的艰辛，并进而分析阻碍科学增长的诸多因素，以便我们吸取教训、减少失误，促进科学技术沿着良性发展的轨道前进[1]。
导致科学家失误的原因很多，人们多有分析，这里仅就学术权威对科学家失误所产生的影响加以分析。
一、因学术权威争名夺利而导致的失误
科学史反复地向我们证明，争名夺利使科学家失误的情形是很多的，这类失误给科学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著名化学家杜马与学生争名夺利的过程就是一典型例子。起初，29岁的罗朗提出“有机物的一元学说”遭到了化学界的激烈反对和攻击。这一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理论相抵触，而多数科学家仍然是贝采里乌斯“二元学说”的信奉者。罗朗学说刚一提出，化学家们以为罗朗的学说就是他老师杜马的观点，便将矛头指向了杜马。此刻的杜马没有看到罗朗学说的科学价值。为了保全自己，他立即出面解释说那只是罗朗本人的观点，不能代表他，并表示他自己也是极力反对的。杜马的这一表态，使罗朗学说迟迟得不到公认。然而，当后来罗朗的学说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以后，杜马却摇身一变，开始了名利的争夺战，他声称罗朗得出的一元学说是他创立的，罗朗不过是助手而已。这种不光彩的手法使罗朗备受打击，以致总结出一段颇为精妙的结论。罗朗说：“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就成了它的创立者；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的老师就成了它的创立者。”这样，作为老师的杜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学生罗朗手中夺取科学发展的优先权而又不必承担任何风险。这种错误的做法自然要导致师生情谊的破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罗朗终于向老师提出了申诉，但是未获得成功，反而加深了杜马对他的敌意。作为老师的杜马再次运用个人的声望和权威，无情地把罗朗排挤到边远地区的学校里教书。科学上的一对合作者，就这样因为名利之争而散开了，这对化学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像这种为了名誉、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自身权威打击压制别人并抢夺别人成果的事例也为数不少，这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
二、因学术权威的传统观念束缚而导致的失误
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或新的构想的产生，常常要对原有的科学理论有所突破，这就必然会形成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局面。因此受传统观念束缚较深的学术权威，常常会阻碍那些具有时代超前性的科学成果的发现和承认，有时甚至会有意阻挠这些新思想和新成果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已经酿成错误的学术权威们还往往“一身正气”，以为自己在捍卫真理。1884年，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提出了在化学发展中带有革命性的“电离学说”。他先把新学说的思想汇报给母校乌普萨拉大学的克列维教授，并期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然而，他却意外地遭到了教授们的嘲讽。克列维说，阿累尼乌斯的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把“鼻子伸进不该去的地方”。当阿累尼乌斯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学位答辩会上宣读论文后，教授们居然个个怒不可遏，认为他的想法“纯粹是空想”。他的论文公开发表以后，还遭到了来自权威方面的更大规模和更加猛烈的攻击。英、法、德、俄等国家的许多一流化学家都群起而攻之，化学界形成了一条国际反对阵线。其中有以发现元素周期律而享有盛名的门捷列夫、以研究溶液理论而著称的阿姆斯特朗、以发明溶液渗透膜而闻名的特劳贝、以研究溶液电动现象而为人注目的魏德曼等。这些权威都认为，电离学说违背了戴维和法拉第所建立的经典电化学理论，因而是“奇谈怪论”。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权威们都错了。
三、因学术权威自以为是而导致的失误
一个学科领域形成了学术权威，本来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这门学科开始走向成熟，而且学术权威可以带领和指导其他学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纵深地带探索。因此，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学术权威对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科学史上看，在科学持续发展的高潮时期，科学家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术权威的各种操作失当和非科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权威的一句错话，往往就可能酿成一个重大失误。作为一个学术权威，他如果把自己绝对化，看不见或看不起别人的成果或贡献，甚至采取学阀的作风，那么，他就不仅不可能起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而且还会压制科学新发现，阻碍科学新生力量的成长，从而造成自己的失误，也给科学发展带来危害。这一类型的失误不仅具有复杂的心理因素，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而且各个时代都会出现，因此很值得我们反思。
学术权威自以为是的失误，首先表现在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成果的置之不理上，这样的失误率高得惊人。较为集中而且比较著名的有法国科学院的权威们在19世纪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误。1826年，青年学生阿贝尔解决了许多大数学家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他将研究论文《论一类极广泛的超越函数的一般性质》提交给法国科学院，此时，身为科学院秘书的著名数学家傅立叶只读了引言，便委托数学权威柯西去审查。但是，柯西由于掉以轻心，居然把这篇重要的稿件丢失了。直到两年以后，阿贝尔已经去世，失踪的论文才重新找到，而论文的发表则被拖延了12年。这种科学上的草菅“文”命实在令人痛心。无独有偶的是，1829年年底，18岁的青年数学家伽罗华，也将自己关于群论的研究论文递交给了法国科学院。然而，柯西和傅立叶也同样地把这份极其重要的论文给遗失了。1831年1月，伽罗华又将其论文交给著名数学家泊松，却再次遭到了指责和否决，论文几乎被压了16年，直到1846年才在刘维尔主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出来。这种对待年轻学者的草率态度实在令人遗憾并应受到指责。
学术权威自以为是的失误，还表现在对新成果的贬低和攻击上。作为一个科学权威，必要的自信是必需的，但如果这种自信发展到盲目的程度，以致对所有来自他人的新成果总是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那就离失误相去不远了。这种类型的科学家失误的恶性发展将表现为对科学人才的压制。在历史上，一些科学权威出于种种原因对科学新人进行打击压制，从而留下极不光彩的记录，就是这类科学家失误的重要形式。如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发明了用漂白粉洗手的消毒法，从而使预防产褥热病获得了成功，他也被誉为“母亲的救星”。可是，他在维也纳做完“产褥热的来源”的学术演讲后，却遭到他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克雷因教授的反对，并因此被维也纳总医院解雇。后来，他申请到大学任教，也遭到了拒绝。青年教师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但是马上遭到当时一些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激烈攻击，其中攻击得最为激烈、最为长久的一个人，居然是他的老师，一位比他年长22岁的著名数学权威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自以为是地认为，康托尔关于超限数的研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于是在许多场合，他用各种尖刻的语言，粗暴地、连续不断地攻击了康托尔达10年之久。
事实充分说明，学术权威的自以为是，扼杀的不仅是科学家本身，更重要的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四、因学术权威认识水平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误
科学家的工作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任何一项新的科学发现，也都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恩格斯说得好：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所以说，科学家们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朝领先就永远领先，他们对于新的事物和新科学权威的理论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不同人的认识水平很可能是不平衡的。这样，由于科学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一些科学家也会对新的科学发现表示反对，从而导致失误。这种失误，只能在事后加以总结，却无法完全避免，因为，不可能要求科学家都能先知先觉。从某种意义上说，由科学家认识水平的局限所导致的失误，一般应予以宽容。1944年，艾弗里发现了DNA的遗传本性，说明核酸在生物体内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在核酸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只对蛋白质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DNA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多数科学家很难设想DNA能够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当艾弗里等人发表他们的实验报告时，非但没有立即使科学家们接受DNA是遗传物质的正确观念，反而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惊讶、怀疑和反对，致使艾弗里的科学结论在近10年中都没有得到科学界的足够重视。连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也举棋不定，不敢果断予以承认。一个本应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却失去了得奖的机会。1677年，列文虎克用他自制的显微镜第一个观察到了微生物，并已接触到了细胞，但由于他的仪器不精确，错过了发现细胞的机会，致使细胞的发现被拖延了200多年。但严格地讲，这不能算作他的过错，仪器精度的局限性使得没有人敢于轻易地靠猜测下结论[3]。1908年加罗德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某些疾病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供了把正常人与遗传性异常病人的生物化学特征加以比较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这一构想难以得到充分的验证，科学家们难以接受，致使他的研究成果被埋没30多年。这也只能被称为遗憾，而不能怪科学家们缺乏超前意识。
五、因学术权威恶性嫉妒而导致的失误
嫉妒心理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在适度的嫉妒心理作用下，人可以产生上进心和竞争意识，但是如果听任这种心理恶性膨胀，就会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放出魔鬼。恶性病态的嫉妒心理将严重地影响科技队伍的团结和集体力量的发挥，成为扼杀科技成果、埋没科技人才、阻碍科学发现的一种特别强大的消极力量。因此，恶性嫉妒心理是科学前进的阻碍力量，也是造成科学家失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科学史上有许多因嫉妒而导致科学家失误的案例，其中老师嫉妒学生所导致的失误往往是人们谈论最多的一种，这类失误留下的负面影响也十分广泛。法拉第进入皇家学院以后，进步非常快，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朋友们都为之高兴并称赞不已。然而，当法拉第的成绩超过他的老师戴维以后，戴维便燃起了嫉妒之火。戴维不仅一直不改变法拉第实验助手的地位，而且还诬蔑他剽窃了别人的成果，极力阻拦他进入皇家学会，结果大大影响了法拉第首创精神的发挥，限制了他的积极性和探索精神。戴维虽然在发现法拉第这个科学人才上是有功劳的，但戴维后来所产生的恶性嫉妒心理却阻碍了法拉第的迅速成长，给科学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于戴维恶性嫉妒心理的极度膨胀，到后来居然在法拉第加入皇家学会的投票中，只有戴维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从发生率来看，恶性嫉妒所导致的科学家失误更多地存在于同行的同辈科学家之间。这也是当今的科学界需要普遍加以预防的一种失误类型[4]。1883年，俄国的梅契尼柯夫发现了吞噬细胞，这对于揭示人体为什么会生病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可是，正当梅契尼柯夫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的时候，反对的意见纷至沓来。除了来自权威的主观反对、少数学者的冷嘲热讽外，更多的是同行的恶性嫉妒。一些资格较老的临床医生讽刺他说：这个梅契尼柯夫算老几？他连医生执照也没有呢！他不过是个自然科学家，区区细菌的猎人罢了——他怎么能够懂得预防疾病？由于嫉妒思想在作祟，这些医生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一重要的科学发现，也大大妨碍了梅契尼柯夫预防方法的推广。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产生嫉妒心理，但我们应当力戒这种心理的恶性膨胀。恶性嫉妒心理所造成的科学家失误，往往对科学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恶性嫉妒所导致的科学家失误，表面上看似乎首先伤害了被嫉妒者，但实际上嫉妒者本人也难以幸免。
六、学术权威利用政治和行政手段打压同行而导致的失误
科学是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前进的革命力量，因此，在阶级社会的任何时期，不同政治势力都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当某一科学成果触犯其阶级利益的时候，他们也必然要扼杀这一科学成果，摧残这一成果的创造者，从而阻碍科学的发展。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一些科学家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非科学化的失误。
由政治因素导致的科学家失误往往具有很大程度的主动性，即存在这些失误行为的科学家并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目的，主动参与或从事一些与科学家身份不相符合的活动，最终导致失误。1937年至1964年间，发生在苏联遗传学界的一幕荒诞的闹剧至今令我们记忆犹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居然让一个骗子式的人物李森科长期独霸和控制了对生物学和农业实践的研究，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李森科的失误既有科学家失误的特点，也有政治因素的干扰。他的错误行为严重窒息了苏联的科学发展，使苏联的科学蒙受了重大的耻辱和损失，而且对苏联的国民经济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个李森科，甚至还骗取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9次列宁勋章获得者等一大堆荣誉称号。
李森科主观性失误的社会原因，无疑是迎合了苏联当时国内政治斗争的潮流。本来仅仅是科学理论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却被轻率地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于是，行政手段被调动起来强制推行一个学派而禁止另一个学派，不准科学家们自由地探讨和交流学术思想，这必然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由于政治对科学的非常干预，从1934年到1964年，30年间的苏共中央《真理报》没允许发表一篇批评李森科主义的严肃文章，而这段时间里，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则发表了几百篇文章，使李森科主义产生了广泛的舆论影响。由于人为的压制和封锁，苏联科学界听不到外部世界的批评声音。这样，通过国际科学界来纠正错误的可能性也被消除了。由于政治势力的错误干预，李森科主义者得到长时间的庇护，他们控制了关键性的行政职务，并以此来巩固对所有生物科学、农业科学和生物学、农学教育的全面控制，科学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为了一己之私利，他们不惜大行反科学之实，最终给科学和政治都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和遗憾。
在科学界，科学技术成果的评估一般也是由科学家们完成的。在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如果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失当，也将成为导致参与评价的科学家失误的重要因素。这时的科学家失误将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成果的认可，因而往往具有直接和广泛的负面效应。在科学史上，由于科技管理政策和方法的不当而造成的科学家失误，有多种多样的情形。
其一是对于自己不明白的新成果优柔寡断。DNA遗传本性的发现者艾弗里本来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但是由于诺贝尔奖的评委们过于谨慎，对他采取了拖延的办法，结果终于使他在有生之年没能获得这一荣誉。爱因斯坦并没有因为相对论而获诺贝尔奖，也有类似因素。
其二是用行政命令对待科学问题。这方面教训最为深刻的就是苏联曾经出现过的对相对论、控制论和共振论等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大大地超出了学术讨论和科学争鸣的范围，出现了利用行政命令进行攻击和围剿的政治行为，一些具有科学家和政府科技管理官员双重身份的人员的行为失误，导致了对科学真理的错误批判，也就严重阻碍了这些理论在苏联的传播、研究和发展。
科学家是人类社会中的优秀群体和精英代表，减少和避免科学家的失误，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无疑意义重大。科技权威本应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功臣，但由于不能适当或反而错误发挥其作用，他们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愿这些科学家失误的憾事，能够使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科学家及科技工作者们警钟长鸣，并获得深刻的启迪[5]。
【参考文献】
[1]徐飞.科学家的失误[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克鲁伊夫.微生物猎人传[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
[4]李晓光.论科学家的伦理责任[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51—155.
[5]张艳阳.科学家的失误及其基本对策[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