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创新不可缺少哲学思维

    军事技术发展史表明，资金投入、硬件设施与国防科技创新之间常呈现出统计正相关，但是总有诸多后进国家、群体和个人，在资金有限、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造成这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后进胜先进的国防科技超越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其中也可发现明显的规律，这就是人才的关键作用。而分析这些人才的内在素质，又有一个共同点，即擅长哲学思维，善于运用正确的哲学思维来指导国防科技创新工作。实际上，哲学思维不但是治军练兵、带兵打仗的指导和遵循，也是助推国防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营养剂。从国防科技发展史的众多案例中可以发现，哲学思维能够从以下三个基本层面对国防科技创新产生无形而巨大的影响。
        为开拓崭新领域导航正确方向
    科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常见却影响深远的创新工作，就是开辟方向、开拓领域的原创性工作。这种原创性工作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科学的内在发展逻辑迫使有些科学家不自觉地走上开辟方向、开拓领域之路。这类创新工作为创新者所始料不及，是实验事实或数理逻辑促使其走向创新之路，有的创新者甚至始终未能理解其创新成果的深远意义。如普朗克首创量子概念，然而他终生未能真正理解量子观念的革命性、原创性和普适性，甚至晚年千方百计取消量子化而试图退回到经典物理中去。另一类开辟方向、开拓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则有明确的理论思维和哲学思维作指导。少数关注国防而又目光深远的杰出科学家提出战略咨询，通过政府组织相关领域科学家开拓国防科技发展的新领域。爱因斯坦通过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和物理学经典著作而获得的非凡哲学思维能力，使其较其他科学家拥有一个超乎寻常的优势。正是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使爱因斯坦独具慧眼，看出纳粹德国实施核武器研发的端倪及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从而在二战开战伊始的1939年便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重视原子弹的开发研究工作，建议美国政府“同那些愿意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的私人进行接触”。爱因斯坦的哲学眼光促成了大批科学家投身国防的曼哈顿工程，既开拓了国防科技研究的新领域，也对战争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有不少国防科技专家是自觉的创造者，他们在明确的理论思维和哲学思维的指引下通过个人努力和学术团队合作获得辉煌成果，而其理论思维能力又与哲学思维能力息息相关。恩格斯早就指出哲学思维对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的独特作用：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克劳塞维茨也指出：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这当然包括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哲学思维。与此相反，国防科技发展史上也不乏因迷失探索方向无功而返的案例，而探索方向的失误又常常源于对哲学基本观念的误解或绝对化。正确的哲学观念是对自然、社会与人类行为规则的高度概括。如果国防科技工作者无视哲学的基本原则而受某种专业偏见的诱导，就会迷失探索的方向，更遑论开拓新的领域了。
         为进行常规研究树立探索路标
    从定性到定量是国防科技创新常规的发展途径。国防科技专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大多从定性研究入手。而定性研究既可以是专业范畴的定性分析，也可以是哲学范畴的宏观思考。诸多献身国防科技的杰出科学家善于从哲学层次的宏观定性思考入手，哲学思想常常为国防科技常规研究树立探索路标。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是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哲学概括。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故而自然科学的根本精神是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一致的，并且由此决定了自然科学家大多是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者。新中国成立后，它为绝大多数国防科技专家提供了基本的哲学思维模式，并对某些高水平的国防科技创新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在国防科技的常规研究中均受益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钱学森的切身体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同时，他指出：“我们的科学研究比外国人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钱三强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自觉把哲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并时常对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哲学的反思和概括，从而产生出诸多科学哲学思想。他亲自撰写了题为《自然科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文章，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学探索之路提供有益启示。
         为从事决策管理提供上层智慧
    现代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已发展成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现代国防科技创新系统，提高决策层管理水平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钱学森指出：“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军事装备落后、经济落后，尽管有其历史原因，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科学思想、管理上的落后是其根本性的原因。”钱学森把管理水平分为三个层次，即信息层次、系统知识层次和智慧层次，并指出将决策管理水平向智慧层次提升的重要道路就是自觉学习哲学，提高自身的哲学思维能力。钱学森不仅在理论上有运用哲学思维的高度认识，而且能在国防科技创新的实际决策管理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在我国飞行器的研发过程中，钱学森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性意见：飞行器研发必须实行理论研究、风洞试验和自由飞的三结合。没有丰富的国防科研实践经验固然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和理论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无法概括出如此精辟而又蕴含哲学思维的见解。决策管理如何实现人的哲学思维与现代科技手段的结合，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后必然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现代国防科技创新的决策管理对象变成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以后，以经验性与艺术性为主的决策管理模式，必然要向以科学性与哲学性为主的决策管理模式转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军事技术水平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前，我们在资金、设备方面不具备优势，人均资源也处于劣势，因而只有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在优势，才是符合我国国情、军情且又正确的选择。而挖掘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式的提升，尤其是哲学思维模式的提升。当前，我国一些国防科技工作者由于对国防科技发展史和国防科技专家创新过程缺乏深入了解，再加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现代科技哲学理论的深入钻研，而产生了“哲学贫困”的现象，使哲学思维这一无形而巨大的国防科技创新资源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哲学思维是国防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素质，我们要克服“哲学无用论”的观念，真正认识到哲学思维对国防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尤其应该注重在我国有深厚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对国防科技研究的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