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不能失去伦理约束

    全球首只克隆羊“多利”诞生距今已有20年，这只小羊自始至终都没有缺少过关注、争议。近日，记者就克隆技术引起的伦理道德讨论及衍变等问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科技“进步”刺激道德反思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专项计划主任约翰·洛克（John Loike）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克隆羊多利在1996年诞生，但正式被披露却是在1997年。英国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与其同事当年已经想到，此事一经公布势必会引发大范围的伦理讨论。为此，他们专门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声明他们的研究终极目的并不是人类的生殖性克隆，克隆羊只是纯粹的商业目的。特别是在维尔穆特及其同事发表的论文中，他们刻意忽略了“克隆”等敏感字眼，采用更为模糊以及在道德上更为中性的说法——体细胞核移植。
    洛克说，尽管维尔穆特与同事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但并未能阻止洪水般涌来的舆论。有媒体表示，这项技术可能会应用到克隆人领域，侵犯诸多伦理原则。这引发了人们一连串的担忧。因此，1998年美国舆论研究所进行的民调显示公众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人类克隆这一结果，并不令人诧异。当时多国领导人表示，反对用克隆技术复制人类。而克隆技术作为生命科学的前沿，必然会对伦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如此，克隆技术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加速了科学家的研究步伐，从那时起动物克隆技术研究与开发进入高潮期。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体细胞核移植开始应用到人类身上。2013年，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舒克拉特·米塔利波夫（Shoukhrat Mitalipov）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克隆技术制造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向培育用于疾病治疗的替代组织迈进了一步，这也可能加速克隆人类婴儿所需技术的实现。
    洛克表示，尽管这一结果在技术上是一种进步，但依然无法逃脱伦理学的争论。米塔利波夫制造的人类胚胎干细胞需要三个捐献者，包括精子提供者、线粒体基因突变者以及线粒体健康者。然而，结合三个人的基因产生一个“三亲婴儿”是否违反伦理原则？谁才是孩子的父母？伦理学家对此争论不休。
    科学不能成为人类灾难的帮凶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主张“科学无禁区”，认为科技发展不受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长期以来，一些科学家奉行“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科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对错、善恶，仅在于真假。对此，许多学者表示，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科学家应当为自己的研究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包括道德责任。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9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有关《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指出人类的生殖性克隆侵犯了人类尊严。这一观点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欧洲议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认可与支持。
    《宣言》的支持者表示，基因的复制确实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无性繁殖复制的人体，破坏了人的尊严。生命伦理是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辩证结合，自然生命具有原初性和不可选择性。自然状况下孕育的双胞胎虽然拥有相同的基因，但他们的诞生遵从自然生命的原则，并不是人类刻意选择的结果。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蔡贤浩表示，克隆人技术的出现有可能再度让“优生”思想复活。而其前提则是，人将会被分为值得克隆的优良人与不值得克隆的劣等人。
    美国生物伦理学家里昂·理查德·卡斯（Leon Richard Kass）表示，克隆人只需通过生物学上的复制便可实现，由此人类世代的传承将被打破，家庭伦理关系也会含混不清。作为人类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基本单元，家庭是人类历史在漫长的自我探索与选择进程中结出的文明成果。克隆人的出现将搅乱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定位。也有学者认为，人必须把对科学技术的运用置于正确的伦理控制之中，否则，科学只能成为把人类推向灾难深渊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