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评价报告2018

    截至2016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16.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外债占中央政府债务比重更是仅有1.05%，进一步降低了中国政府债务风险。但是，未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将会收窄。
    宏观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单一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双稳定”目标，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实现“双稳定”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要想更好地实现“双稳定”目标，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汇率政策等政策之间加强协调与配合。
    2017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调整为“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同时央行还实施了偏紧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这些举措有效抑制了外部金融风险的传导以及内外金融风险的联动，在实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为货币政策预留了空间。
    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简称为宏观政策）的内涵比较宽泛，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外，还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和土地政策等。虽然广义宏观政策的内涵日益丰富，但是符合宏观政策所追求的经济与金融“双稳定”核心目标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三者被称为狭义的宏观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也越来越聚焦于狭义的宏观政策，考虑到宏观审慎政策在理论和国际经验层面均不成熟，本报告重点评价狭义宏观政策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报告在“大宏观”视角下，结合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从“指标前瞻性设定的合理性”、“政策整体效果”、“政策力度与传导效率”、“政策空间”、“预期管理”和“政策协调性”六大维度对2017年的宏观政策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价。
    关键性指标前瞻性设定的合理性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会对当年的GDP增速、CPI涨幅等宏观政策关键性指标进行前瞻性设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宏观政策关键性指标的前瞻性如下：经济增长方面，GDP增速目标为“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物价水平方面，CPI涨幅目标设定为“3%左右”；财政政策方面，财政赤字率“拟按3%安排”；货币政策方面，M2增速与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都设定在“12%左右”。
    第一，将GDP增速目标设定为“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实质上延续了区间管理的思路，而且区间的设定较为合理。区间下限强调要在“6.5%左右”，是因为要想完成“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重要目标，2017—2020年经济平均增速需要达到6.43%，因此“6.5%左右”的增速有其必要性。强调“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则是因为2017年就业压力有所加大，而且2017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能够达到6.9%左右，实际增速也应尽可能向潜在增速靠拢。
    第二，CPI涨幅目标设定在“3%左右”较为合理，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2016年下半年CPI回升势头明显，2017年1月CPI涨幅更是达到2.5%，是2014年以来的单月最大涨幅。在此情形下，有必要将2017年的CPI涨幅目标继续设定为3%左右。
    第三，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下，财政赤字率目标继续设定在3%有其必要性。财政政策作为“稳增长”的核心政策工具，在经济下行压力没有显著减轻的情况下，需要保持较大的力度。考虑到2016年赤字率目标设定在了3%，在“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的定位下，2017年赤字率的目标值不应低于3%。但是，本报告认为现阶段赤字率目标值不宜过高。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率的攀升速度较快，如果将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考虑在内，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较为严峻，因此赤字率不宜设在过高的水平。
    第四，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12%左右”的目标增速符合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定位。M2增速目标基本符合“M2的增长幅度等于GDP的目标增长率+CPI计划调节率+2至3个百分点”这一规则。社会融资规模与M2分别从金融机构资产端和负债端进行统计，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将二者的目标增速设定为相同的数值是较为合理的。不过，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价格型中介指标的表述仍然较为笼统，未来应更清晰地界定价格型货币政策所要调控的利率种类及其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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