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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卢锋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受一些共性因素影响，日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目前不同程度面临债务困境和危机。但是欧洲问题特点突出。两年前希腊债务风波发生以来，欧债危机一波三折此起彼伏，近来呈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态势。作为债务危机重灾区，欧洲已成为拖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单个不确定因素。
如果说高福利高消费制度因素构成发达国家高债务普遍背景，什么因素导致欧债危机以世人惊愕方式持续恶化？欧洲危机特别棘手和纠结的特殊根源何在？本文简单回答是：欧盟同时面对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两重危机的叠加放大效应使欧洲陷入看似无助的泥潭。
是的，就问题的特征性内涵而言，欧元危机是欧洲目前困境更为本质性因素。虽然一些人还不能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然而欧元正面临严峻考验应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欧债危机一开始就意味着欧元危机？其一，欧债危机的酝酿发酵，深深打上欧元内在机制作用的烙印。其二，缺乏集中财政支持的统一货币体制，使成员国在失去传统应对危机方法同时又难以获得新手段。其三，欧债危机的展开和终结，会伴随欧元体制实质性改革甚至生死抉择。
一个基本事实是，欧元区危机国债务结构特点是外债占相当大比例。希腊政府债务中外债比例危机前已超过八成，西班牙、葡萄牙占七成。因而欧债危机难以用一般意义宏观过度扩张解释，而应结合欧元体制下国际收支失衡特殊发生机制加以认知。正如评论人士所言：在欧洲债务和银行危机背后，隐藏着欧元区实际汇率错配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
现实与欧元战略家当初“趋同”构想大不相同，引入欧元后其成员国之间工资变动差异显著。数据显示，以2000-2008年德国工资变动为基准，同期希腊工资相对上升16.5%，爱尔兰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分别上升7%和8%，意大利升幅3%。考虑各国相对德国劳动生产率变动差异，同期五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上升幅度在25%到47%之间。
一些国家单位劳动成本增长伴随内部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和严重外部失衡。2000-2008年间，爱尔兰相对德国实际汇率升值约50%，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别升值27%，31%、34%和24%。同期五国经常账户历年无一例外都是红字逆差，希腊和葡萄牙年均经常账户逆差GDP占比高达9%-10%，西班牙6%以上。2005年后逆差呈进一步扩大态势。
经常账户逆差需要私人账户盈余或政府外债融资。除个别例外，一国长期失衡，通常难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得到低成本持续融资。融资瓶颈对外部失衡和负债过度构成自然外在约束。欧元体制不对称改变成员国发债融资成本和能力，对德国这样竞争力较强国影响较小，然而使希腊等较弱成员国发债能力显著提升。
如1993年希腊十年期国债相对德国利差高达十几个百分点，葡西意等国利差也在3-5个百分点上下，反应资本市场对各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和风险差异不同评估和预期。加入欧元后直至危机前，各国利差普遍降至不到0.5个百分点以下水平，对这些国家过度借钱打开方便之门。欧元体制客观上给这些国家同时提供债务融资的必要性和便利性。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中心国也分享自己的那份利益。希腊等国负债增长给德国等国顺差增长提供需求条件，德国净出口占GDP比例从2000年不到1%增长到危机前6%-7%。欧元对区域内金融市场投资引入“欧元偏向效应”，加之欧元在区域外作为国际货币影响力加大，给欧元中心国金融机构快速扩张提供历史性机遇。
欧元体制特有扩张模式虽皆大欢喜，深层隐忧是财政独立基础上的货币联盟成员国具有吃大锅饭和搭便车冲动，可能造成赤字和债务过高的“堰塞湖”效应和危机风险。欧元战略家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采用事先和事后规制方法应对。然而事实表明这些规则难以达到设计效果。
按照事先规则要求，申请加入欧元国家必须在赤字和通胀等宏观指标上达到一定标准才会被批准成为成员国。听起来有点像中国股市设计，由发审委官员和专家依据三年利润等标准挑选优质上市公司，能否有效难免令人生疑。据报道，希腊当年加入欧元，就多亏某个国际大投行指点，采用涉嫌造假手段方获成功。
事后规制包括在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设定财政赤字和债务阈值。财政赤字超标需在一年内纠正，连续三年超标则需按程序上缴不超过相当于本国半个百分点GDP的罚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02-2004年德法两国率先触犯红线，却以自身特殊影响力绕过规制免受责罚。昭告世人规制形同虚设， “稳定公约不稳定”。
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欧元体制，具有诱致成员国滋生大规模持续财政赤字并提高负债比率的道德风险。在事先和事后规制被证明无力补天之后，一些成员国债务的机制性持续累积，等待一次“完美风暴”将欧元区推入危机深渊。
欧元体制在内部埋下可能引爆危机地雷的同时，还取消了采用常规手段应对地雷爆炸事故的可能。拥有主权货币国家万一宏观管理不善导致双赤字危机，至少还可以通过汇率、利率和财政等多方面手段加以应对。统一货币一劳永逸地取消了成员国通过汇率、利率等相对价格工具调节失衡和应对危机的可能。
特定共同体应对债务危机另一逻辑可能性，是通过内部成员国援助调减债务存量。就欧债危机而言，高债务国主要是对其它欧元“兄弟”成员国欠债，欧元区整体外部负债不多。只要德国等主要欧元区债权国乐意出钱，欧元区国家应能自行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甚至欧债危机本身就不会发生。
但在现行欧元模式下，这条路也崎岖难行。欧元货币一体化孤军深入造成一个跛足体制：货币同盟这条腿已大步迈出，财政集中这条腿却未能跟进。欧盟目前预算盘子仅相当于区内GDP百分之一。几年前“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荷兰“公投闯关”失利，意味着在税收财政和转移支付方面进行实质性改革将遥遥无期。这个“跛足体制”下，通过财政工具调整存量应对危机，也因缺乏相应制度安排和政治意愿难以实施。
治理欧洲双重危机需三管齐下。一是从调节流量关系入手治理。关键是危机国实施紧缩政策降低赤字率。紧缩必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财政赤字须更大幅下降才能实现降低赤字率并使债务率企稳的目标。危机国对紧缩阵痛承受度，是决定危机前景的关键因素。最近一些危机国政坛顺利交替，为实行紧缩政策提供有利条件，然而能否成功紧缩仍有待观察。
二是从调节存量关系入手治理。完全靠危机国紧缩也不现实，欧盟特别是欧元区核心国家需适度增加减免债务力度。希腊新救助方案包含银行债权减记代表这方面努力，实施这类措施需区别对待欧元-欧盟区内外银行。还要欧元-欧盟区主要债权国政府适当直接动用财政资源减免危机国债务。另外还需继续通过欧央行直接干预债市对危机国提供必要流动性支持。
三是加快欧元体制改革。缺乏集中财政和政治同盟的欧元跛足模式，既是欧债危机的关键助推根源，又是通过存量调整应对危机的深层制约因素，彻底治理危机必然要求加快对这个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客观形势要求欧元欧盟各国以共同体利益为重，把危机压力变成改革动力，超越《里斯本条约》达到的境界，把原先设计的几十年制度演进过程大为压缩和提前。
二战后历史环境塑造了欧洲一体化独特轨迹。欧洲试图通过深化区域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主流社会共识应得到肯定，欧洲人创设和管理欧元的经验教训具有借鉴价值。然而经济规律力量难以抗拒。十岁欧元才真正面对历史性考验。人们愿为欧元这个新生事物祈祷，然而事情前景如此不确定，近期有关欧洲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不应令我们感到特别意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