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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一届亚太控烟大会在北京召开，记者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专家石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胡德伟进行了专访。在石坚看来，根据现在西方一些国家烟税已经达到70%～80%的高税率水平的经验来看，我国的烟税还存在着提高的空间。胡德伟亦认为，中国控烟的下一站仍是提高烟税，在他看来，“我们还有14%的空间”。(10月27日《小康》杂志)
吸烟的危害毋庸赘言。从理论上讲，提高烟草税，国家可以增加税收，也可以减少烟草消费。专家建议相关部门提高烟草税，增加吸烟成本，让部分人抽不起烟，用经济杠杆达到控烟的目的，维护公众的健康，初衷无可厚非。但是提高烟草税并非控烟的灵丹妙药。去年5月，政府曾提高烟草税。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从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卷烟零售均价普遍上涨10%以上。如果政府像税务专家建议的那样继续提高烟税，除了可以多收钱以外，控制香烟、减少烟草危害的作用比较有限，还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在当前的烟草消费语境中，那些真正的烟草消费大户（抽好烟的人）多是不用自掏腰包买烟的，提高烟价可能会增加腐败成本，让广大纳税人负担更重。南京“天价烟事件”，常州小镇1个月公务招待中华烟280条,安徽太和县三塔镇领导在危房办公也要抽中华烟，就是佐证。
对于烟草企业而言，国家提高烟草税，他们会设法转移到消费者的头上；对于穷人来讲，提高烟价，只对少数烟瘾不大，戒烟意志比较强的人管用。多数人并不会因为烟价上涨就放弃吸烟。提高烟价除了增加烟民的吸烟成本以外，只会迫使一些经济不宽裕的烟民选择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的香烟，这不仅不能减少他们的医疗成本，改善他们的健康，还会增加他们的健康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提高烟草税是一把双刃剑，提高烟草税以后，地方政府会尝到烟草经济更多的甜头，这不但对控烟无益，还会刺激某些地方发展壮大烟草产业的热情，这难免与提高烟草税的控烟初衷背道而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2000多万人从事烟草业，烟草行业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6%。2016年1月召开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传出的数据是：2015年，烟草行业实现税利总额11436亿元，同比增加919亿元，同比增长8.73%；上缴财政总额10950亿元，同比增加1840亿元，同比增长20.2%。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介绍，五年来，烟草行业累计实现税利47680亿元，年均增加1078.4亿元，年均增长13.6%；累计上缴财政41323亿元，年均增加1212.2亿元，年均增长17.5%。
针对控烟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一官员曾大骂原卫生部官员：“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烟草官员以利税功臣自居，更是道出烟草行业垄断利益根深蒂固的现实语境。有的地方狭隘的创收思维作怪，一面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一面默许烟草广告，甚至出现倡导吸烟的咄咄怪事。备受争议的谢剑平因为研究烟草“降焦减害”当选院士。尽管公众再三呼吁，谢剑平也不愿请辞院士。如果政府的烟草财政热情高涨，烟草利益蛋糕越做越大，对黎民百姓有多少好处？
在我看来，经济利益再重要，潜规则再盛行，也不能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在我看来，提高烟草税不如立法对公共场所控烟，全面禁止烟草广告，扎紧公共财政口袋，倡导控烟氛围。而且国家机关要严格执行公共场所的控烟规定，公务员要自觉引导社会潮流。从长远来看，应把遏制烟草消费腐败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烟草消费腐败。
一言以蔽之，控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严管烟草消费腐败，需要落实公共场所禁烟措施，需要营造控烟氛围，提高控烟执行力，远非提高烟草税、涨烟价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