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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大国财政”，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新提法。其实，中国的“大国财政”已经在实际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只不过全社会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亟须转变观念。
过去讲财政，多从一般的意义上去理解，不区分“大国”还是“小国”，但是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大国和小国财政所发挥的作用不一样，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广人多的中国在综合实力上已经是一个大国，必须从观念上有意识地审视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大国财政的作用。没有大国财政的意识，就谈不上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和担当。
要理解大国财政的概念，最直接的例子是美国。在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中，美国财政部在许多问题上都起到了主导作用。比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方面出席的是财长，对应中国出席的是副总理。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一个财长为什么要到其他国家来对话？他难道不是管好自己国家的财政政策就可以了？但美国不这样看，他们从全球视野来看财政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这就是大国财政的体现。
全世界都密切关注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包括预算、赤字、减税等，这是由美国的经济影响力、综合实力决定的。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如果还用传统眼光看财政，不仅会在国际事务上陷入被动，国内的事情可能也很难做好。
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一心一意搞好国内建设，财政的任务就算“万事大吉”。经济开放后，国家利益不再局限于国内，国与国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财政出马；防控全球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无一不与大国财政密切联系在一起。举一些现实的例子，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派出了医疗队，这背后需要财政支撑；亚丁湾海盗猖獗，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航运安全，中国派出军舰护航，这关涉到财政支出；马尔代夫发生供水危机，中国海空两路进行送水，依然需要财政予以配给。这些全球性公共服务都不局限于国内，直观上很少有人把它和“财政”联系在一起，但其实都是当下正在发生的、需要用大国财政思维去进行部署安排的实际案例。
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得到极大提升，无论从自身的角色，还是国际社会的要求，都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也获得相应的权益）。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马为“政”，粮草为“财”。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提出的中国方案，创新、活力、联动、包容，都需要大国财政来支撑。世界结构性改革，全球可持续增长，都离不开大国财政发力。此类国与国的双边、多边协作以传统观念看来，似乎应该是外交部的事，但这些事实际上都突破了传统的外交概念。
在传统财政的收支问题上，同样需要大国财政思维，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例如美国就采取了很多方法防止跨国公司转移资产、逃避税收。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14年曝出的“中国反避税第一大案”，中国向微软补征了8.4亿元人民币税款。过去我们大国财政意识不强，在未来这一点必须得到转变，否则，中国的税收主权就有可能遭到侵害。
大国财政还不仅限于收支问题。从国内考虑，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和有效履行，财政是基础；同样，从国际考虑，大国责任在国际上的担当，也是以财政为基础的。要让大国财政真正发挥作用，涉及对当前制度的改革。大国财政战略提出之后，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实施：如何将财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为中国公民提供更多、更好、更及时的公共服务；如何加强国与国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这意味着财政的职能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经济学框架，上升到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地位。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一定要和全球经济协同发展，不可能单打独斗。如中国搞PPP模式、“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利互通等，都是国家行为，需要财政政策配套实施，这些政策同样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以国际视野来认识财政，不仅让财政发挥应有的治国安邦之用，而且，应当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