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不是这个社会的最高法则

　　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显示，近三年北京市离婚率上涨73%，但复婚率上涨131%，有舆论分析其背后存在大量的“假离婚”。近年来，为了规避政策限制而办理“假离婚”成为显著现象，其中以规避房产限购政策的“假离婚”居多。

　　“假离婚”之“假”，是因为夫妻双方约定这是做戏，但“离婚”毕竟在法律上成为了客观事实。婚姻是人生大事，但钻研政策条款而办理“假离婚”，让婚姻成了儿戏。

　　现在有大量观点认为，这是政策有漏洞。恳请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仔细想想，这世界是否存在没有漏洞的政策，有没有哪项制度完美得无懈可击。只要存在投机之心，任何政策、制度都有空可钻，这不过成了一个“算法”问题。在法律上，人们感叹法律对恶真是防不胜防，因为无论多么穷尽立法手段，也填补不了人性的“漏洞”。

　　对于办理“假离婚”的人来说，走一场法律形式并无实际利益损失，而钻研政策漏洞可以有实际回报。这是很粗暴的利益算计，在这种算计面前，婚姻、家庭、伦理等等，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都可以捅破，只要没有利益损失就行。

　　经济学曾经流行“经济理性”的说法，在一个言必称市场的时代，一个人不去按照“经济理性”的逻辑去生活，不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人”，就被认为是愚蠢的。“经济人”成为对人的全部假设，它把人的情感、经验、习惯统统换算成经济学问题，变成简单粗暴的利益算计。

　　当前这个社会很服膺这套“学说”，很多人把它当成最高法则。“经济理性”为人的日常生活建立极其简单的预期，那就是投入、产出。教育是对人的塑造，知识是一个人社会生存所需的认知工具，但“读书无用论”就把教育变成一项投资。房子是用来住的，以前人们对拆迁充满了拒斥，因为社区情感、邻里之情都是金钱买不走的，但现在人们对住房盘算的只是地产价值，安土重迁成了古板的想法。

　　市场经济是趋势，商业法则带来经济效益，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在一种流俗的观念里，顺应商业法则必须极端化。最近有著名自媒体人说，“商业是最好的公益”，成为流行的金句。流行本身就说明这类观点很有市场。公益原本是对泛商业化的一种反思，现代公益追求专业化运作，可是在这种流俗的观念里，专业化、效率化必然出自商业法则，经济理性仿佛成为最高理性。

　　在传统社会，视婚姻为儿戏，败坏亲情、伦理，是道德堕落的表现，但进入现代社会，一旦套用上“经济理性”的逻辑，在内心里似乎都能站住脚了。走走法律形式办理“假离婚”，也许在夫妻双方眼里，并不是对婚姻的败坏，但是围绕婚姻的一切仪式感，难道不都是因为对婚姻高度重视、视之为人生美好的大事，而逐渐产生的？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会附加各种仪式，但“经济理性”面前删繁就简，一切都回到了物质主义的层面。

　　政府决策要考虑可接受性，尊重人性规律，这是一个层面；另一层面，人们善待自己所珍视的传统、亲情、伦理，并不取决于“制度性预期”。“假离婚”普及，见证一种不良风气渐涨，反思这个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理性”并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