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经济学思考

　　公共资源保护不应该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对策。在可以建立排他性，从而可以确权的私有化资源之外，那些容易被搭便车者利用的资源，可以按照竞争性分为两类，即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

　　对资源的保护与治理是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对此，一般有两种传统思路，一种是将公共资源私有化，以市场自身的机制使资源得到保护和有效率的利用。另一种则是对出现问题的领域，强调政府治理，以克服外部性、搭便车等现象。

　　然而现实中，两种对策也会面临力有不逮、弊端重重的局面。比如，管理者会受到部门预算、政策和个人利益的约束；同时，他们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缺少最切实、最一致的利益关联。而且，管理者既然并不是资源的直接利用者、相关者，就会受制于信息的相对缺乏。因此，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成本往往不甚如意。另一方面，在有些场合，私有化资源的成本极为高昂，或者出于资源自身的特点，几乎不可能成功，如海洋等公共资源就很难为私人所有。此外脱离当地惯例、习俗，自上而下武断的产权分配方案也有失败的风险。

　　更深入的经济学研究认为，公共资源保护不应该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对策。在可以建立排他性，从而可以确权的私有化资源之外，那些容易被搭便车者利用的资源，可以按照竞争性分为两类，即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过往的案例研究表明，仅仅是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无论是运河，灯塔，烟火，农业所需的蜜蜂，都未必不能以市场方式提供。而公共资源不但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还易于为个人所消耗，比如海洋渔业、草原牧地、森林、地下水等等。理论上，在自然状态下，因为人们预期其他人会消耗资源，所以自己也无激励保护性使用资源，结果就是使用者过度使用资源，最后导致资源耗尽，即成为公地悲剧。

　　但实际上，当地社区往往也会自发形成保护机制，通过文化和习俗保护当地使用者所赖以为生的资源。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不可忽视当地自治、自发生成规则的重要性。因为当地社区成员较为固定，成员之间相互拥有资源使用者的特征信息，并能够形成长期的反复的博弈，从而演化出较为稳定的合作模式。并且，在各个小的区域之间，当地社区使用者们也会互相对比，借助多中心的特点，利用和保护资源的各种措施会被小范围试错，成功的经验会被传播，资源因此会得到可持续的保护性利用。比如苏格兰的牧场和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渔业生产，就当地而言就是成功的，尽管资源并没有被置于国家治理之下或者进行私有化。印第安部落与美国政府19世纪的渔业条约在20世纪被再次承认后，当地部落出于自身考虑，有节制地利用渔业资源，并且互相监督其他部落的捕捞行为，形成有效的滥用约束机制。国内外有些旅游点是由地方基层、民间自治团体运营维护的，从旅游资源的保护上看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当然，资源的社区治理也必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需要在市场化经济的基础上，结合政府的法治支持。经济学家认识到，因为各种资源和当地文化的不同，经济学上对公共资源的治理方式也会因地制宜，各有不同。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了解资源自身的特点，例如其存量、边界和消耗方式、利用者等等；明确利益激励是人们消耗资源的首要原因；分析当地习俗惯例是否对资源有好的或者坏的作用；分析政府介入的成本和利弊。利用多中心的文化自适应机制和当地社区的信息优势，发挥利益相关的经济人的能动性，回避自上而下的管制和分配的治理弊端。（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