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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在京举办了以“新时期如何扩大内需”为主题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例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从深化改革、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的角度分享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稳增长关键是打破体制政策屏障挖掘新动能
经过多年回落后，中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初步触底，已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半年增长速度也会有一定幅度减缓，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这种变化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当前，要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速度高、形势好，速度调低、形势不好的思维定式。过去长时期内，GDP增速处于优先位置，先定GDP增速，再定其它指标。这套办法在具备高速增长潜力时还过得去。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这套办法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适应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变化相应调整增长观、发展观，由增长速度优先转到发展质量优先。
发展质量优先可以由若干具体指标体现。现阶段应主要关注五个指标：就业、杠杆率、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和居民收入增长。这五个指标好了，增长状态基本上是好的、可持续的，不会有大的担忧，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合适的增长速度。讲发展质量优先，并不是不要增长速度，但方法上要调整，先定质量指标，再定速度指标，速度服从质量。事实上，这样决定的速度才能是符合实际的、可持续的，从长期看，也是真正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
新形势下，稳增长有不同选项。从政府角度看，基建投资是以往稳增长的得力抓手。如果经济短期内快速下滑，以基建投资作为对冲手段可以是一种选项。但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后，基建投资这种老抓手、老办法，空间和效能都不大。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已相当高，而加大基建投资必然要加杠杆，稳杠杆、去杠杆能否坚持下去，就会成为问题。
除了基建房地产投资这些老抓手之外，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不仅有，而且很大。前提是要打破一些体制政策障碍，如果不打破相关体制政策屏障，这些新动能就难以浮出水面。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通过实质性地深化改革开放，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动能。以下三方面改革应该摆到优先位置。
一是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农民要进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想下乡，各自都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诸多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规定把他们挡住了。要打破一些长期流行，但背离市场经济规律、背离现阶段城乡发展实际的思维定式和说法，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宅基地进入流转，较为敏感但无法回避的小产权房找到出路，城里人员和资金可以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这方面的改革突破，有利于降低城市房价，降低城市营商成本、保护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加快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有利于拓展基建、房地产的合理增长空间，对当下困扰人们的诸多难题，找到一把化解矛盾的钥匙，很可能激发出超过人们预想的增长潜能。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有民营企业反映中国的五大基础性成本远高于美国，这其中固然有资源禀赋问题，更主要问题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够充分、有效。五大基础性成本表面看是实体经济投入品的成本，实际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降成本关键是落实好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有关精神。在电信领域，近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联通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推出低价产品，很快带动了几大电信公司大幅降低资费水平。这说明通过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这方面改革，不仅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能够增加基础产业有助于提升效率的有效投资。
三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大幅度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空间。下一步经济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吸收这类技术、知识，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必须推动更具深度、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重点是高水平教育和研发领域。从长期看，这是我国发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成熟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扩大消费应提高居民收入和健全社会安全网
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具有战略意义，必须深刻理解。“十二五”计划就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此提出，两个提高、两个同步。提高工资收入的比重，并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于GDP增长相同步。并因此，在2020年GDP翻番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翻番。
从“十二五”计划提出到现在的七年来，情况已在发生预期的变化。从2009年开始，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开始超过GDP增速，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8%左右，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大概是10%以上。从这个角度看，2010年到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可以实现的，而农民收入应该是已经翻番了。目前，中国零售商品总额已经接近美国，预计2018年将会略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国是产业部门最全的国家。而中国的13亿人口的收入层次又是分布非常之广。因此，每个产业都有增长的机会。只要低收入阶层、中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收入都在增长，它的需求拉动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大家都说产能过剩。但是电视机不过剩，冰箱不过剩，洗衣机不过剩，汽车不过剩，手机不过剩，最大消费群体是农民。一直在说房地产去库存，结果发现中国发展最快的是装修行业和家具行业，每年增长30%，而且最大的消费群体还是在农村，因为农民收入在持续增长。电视机行业属于传统行业，TCL董事长李东升告诉我，他们的电视机不仅覆盖低端，也覆盖高端，同时海外销售比重日趋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使他们有能力向海外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行业以国内为基础，行业是可以延伸和成长的。无论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还是长期产业成长的角度看，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因日本人口和国土面积所决定的国内市场狭小，内需潜力不足，从而没有战略回旋的余地，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背景。相形之下，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战略纵深，如果这一成长的市场为世界分享，将会重新塑造全球化的格局。
如果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观察内需，尤其是消费，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应发生战略性调整，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全面支持居民收入增长。既包括农村建设用地平等入市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工市民化以提高农民收入预期并扩大边际消费倾向外，还应将收入分配政策提到议事日程，其中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具有升高的趋势值得关注。降低宏观税赋，不应仅仅从供给角度考虑降成本，还应从需求角度考虑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从改革入手，大力发展民生性服务业。目前，中国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此时是产业结构向服务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实，在中国也表现出来了，就学难，就医难就是证明。在财政投入方向上，与其投资铁公基，不如多办幼儿园。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改革入手来发展服务业。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工作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有一句顺口溜“哪短缺、哪排队、哪就需要改革”，因此包括事业单位改革，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应适时加快推进。
第三，推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健全社会安全网。这对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尤其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十分重要。从中国未来发展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保缺口将成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挑战。但与此同时，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成为应对挑战的充足资源。问题是现有的国有资产流动性不强，资源是潜在的，并未完全成为现实的优势。把国有资产推到可变现状态，以备不时之需就成为战略安排的重要选项。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加快推进。如果国有资产的收益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可以进社保，对支持消费是有极其重要作用的。因此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都应该早做准备。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政府支出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民生
当前对如何扩大内需有两种思路。一是扩大政府投资，叠加货币放松。二是扩大消费。二者相比，我倾向于第二种思路。2000年以后大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消费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投资率上升了15个百分点。虽然2010年以后消费率有一点回升、投资率有一点回落，但是中国目前的消费率在世界大国中仍然较低，而资本形成率则比较高。近年来的结构失衡主要原因就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
现在的消费率和投资率远没有回到合理水平。如果再进行货币放水加上扩大政府投资，只能使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加大未来经济增长难度。当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善消费。现在居民消费支出仅占GDP的39%，加上政府消费，也不过50%多一点。世界平均消费率是81%，在现有过低的消费率和过高的投资率的基础上，再扩大投资、搞货币刺激，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的消费潜力有多大？现在的状况是，13.9亿人口中有10%左右的人过的是高收入国家居民的生活，剩下的90%按国际标准是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区间，其中大量还是在低收入区间。如果这个结构能够改变，中国的消费潜力扩大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也会有力支撑经济增长。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是扩大消费的巨大障碍。
这里还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过去十几年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资本形成率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步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逐步下降。2000年到2010年，政府加上金融部门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上升了7个百分点，在总储蓄中占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而居民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和在总储蓄中占比都下降了7个百分点。2010年以后，居民收入大概回升1个百分点，而政府和金融部门收入占比没有回落。政府和金融部门在收入中的占比过大是导致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居民储蓄率提高的原因主要包括房价过高、进城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户籍等问题，挤压了居民消费。
如果要改善消费和收入分配，政府的财政政策要转向，从过去扩大政府投资的传统思路转向减税，适度减缓政府收入增长的速度，增加民生支出。过去很长时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要降下来，一方面要通过减税和降低企业社保缴费降低企业负担，可以用国有资产来弥补社保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大力度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把重点从投资转向改善民生。
户籍问题、社保问题。过去说要推进户籍改革，让农民工市民化。但是，从2012年到2017年，没有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只从2.34亿降到2.25亿。这几年是在推进户籍改革，户籍人口是在增加，但常住人口也在增加。实际上，没有户籍人口只减少了900万。要想解决这2亿多人没户口、没社保、不能安家落户的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户籍改革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政府需要把工作的重点向这个方向转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2014年的数据显示，工伤保险覆盖率接近30%，其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在20%以下，失业保险在10%以下。大部分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也就是这些城镇新常住人口，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户口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要扩大内需，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需要花大力气解决。政府支出中，投资过高，行政支出过高，应当把这部分支出降下来，把资源用在解决这些民生问题上。
土地和房价问题。从长期趋势来看，所有物价都在上升，不过，在过去几十年中，房价上涨的速度远高于居民消费价格增长速度，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房价上涨大幅度远超居民收入上涨速度。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老百姓就没办法消费。抑制房价上涨靠行政手段是起不到根本作用的，关键是开放土地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开放土地市场，到现在依然没有落实。如果能够开放土地市场，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让农民的宅基地进来，形成多元化的供地市场供求格局，将对抑制房价上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货币政策一定要保持中性，不能放水，靠货币刺激来推动经济增长。否则房地产泡沫还会继续放大。
在预期房价仍将继续上涨的情况下，要抑制“炒房”行为，房产税是一个有力措施。但是，房产税不能对大多数工薪阶层征收，只能针对少部分有多量住房、“囤房炒房”的人征收。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