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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推荐工作，高校现职领导不得被推荐为“长江学者”。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1998年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的，创立之初包括“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两项内容。2011年，教育部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开始实施新“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将其纳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强调长江学者要发挥“在创新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它表明长江学者断非虚职，而是必须亲力亲为、全力以赴。
限制领导担任长江学者的决定并不唐突。2014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聘期内不得担任学校领导职务或调离受聘岗位”。规定算是“旧事重提”，这也反映出高校中此类情况并不少见。考虑到报送被推荐人的工作由高校独立完成，在选拔过程中，领导若同样参选，除了个人学术成果外，其职务和威望也极可能影响评审意见，这就意味着，在内部封闭的选拔过程中，若无特别限制，领导当选几率相当大。有人或许要反驳：根据国内高校实际状况，一个人能够成为领导，往往是因为他首先在学术上取得成绩，能者居之，为何要单独限制领导竞选资格呢？确实，有些研究者虽身兼数职却依然精力过人，但这只是个例，我们不能把宝押在过分偶然的希望上，健全的制度必须尽可能消除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让行政的归行政、科研的归科研，划清二者界限，除了能顺利推进长江学者选拔工作，还有利于解决学术腐败问题。近年来，媒体曝光了多起学位论文抄袭事件，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实行严格的导师制度，“一字不落”的抄袭与导师的不负责任脱不开干系，许多导师在被问及学生抄袭原因时竟对论文内容几近无知。当然，他们能以“太忙”为由推脱责任，可是，缘何太忙呢？环顾高校生态圈便可发现，一些本应心无旁骛致力科研的教授，为申请更多科研项目而对行政岗位汲汲以求，而有的行政人员，也不忘利用手中权力，从中分一杯羹，这就滋生了交易和腐败。自然，随着职务不断增加，导师的工作和应酬也越来越频繁，更加没有闲暇指导学生。行政和科研，是性质全不相同的工作，即使不能组建界限分明的“两套人马”，至少，也要做到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界线。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围绕着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确定了“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等12项重大人才工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亦隶属其中，这就要求，长江学者不仅要引领学术发展，还需担负起培养、教育后辈的工作，而培养后辈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予他们信任与机会。由于在职领导在竞选中具有天然优势，限制其成为候选人，就相当于给其他人让出机会。长江学者被誉为“准院士”，对每一个人都是无上的荣誉，但与其给早已分身乏术的领导再添负担，为研究工作的长远发展计，不如将机会给予更多优秀的中青年研究者，既成就提携后进之美，又能引入新思考和新挑战。
教育部的规定，虽然简单却极富魄力，它作为一种工作思路，不仅能有效化解高校腐败等问题，稍加推广，必能助推其他领域同类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