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民告官”激增的喜与忧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于去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行政案件数量显著增长，截至今年4月30日，上海法院共受理一、二审行政案件9877件，同比上升78.8%；一审行政案件基本涵盖了全市各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数量明显增长，但在整体案件中比例仍然偏低。（6月2日《人民日报》）

　　自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各地“民告官”案件数量都有明显增长，这是立案门槛降低所带来的必然趋势，不必过度解读。应理性看待“民告官”激增的喜与忧，既肯定成绩，又正视不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行政诉讼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环境的“晴雨表”。从传统文化中的“民不敢告官”到“告官难”，再到如今的“民告官”激增，折射的是社会治理方式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体现的是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的变迁。越来越多的群众由信访变为信法，从上访转为上诉，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正成为社会的主流。相比上访缠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益，无疑是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行政诉讼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特殊的“连心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今天，政府的决策有时候也会出现失误和瑕疵。行政诉讼，不啻于在法院搭建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平等交流的平台。在沟通中增进互信、消解分歧，既是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提醒，也是对科学决策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告官”激增是政府践行为民宗旨、改进服务方式的最好注脚。

　　当然，也应当看到，“民告官”激增背后的隐忧。一方面，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率仍然偏低。毋庸讳言，“民告官难见官”仍是当前行政诉讼的一个难题。一些领导干部囿于传统的官念，对于出庭应诉有顾虑，唯恐“丢面子”、“下不来台”，影响了行政诉讼应有的社会效果和法治意义。这就需要完善制度保障，加强培训引导，提升领导干部应诉的底气和能力，让“民告官可见官”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败诉率不高。笔者并不是说败诉率高些是好事，但败诉率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量一量、照一照，能借此找到依法行政的问题所在。客观来讲，官胜诉未必代表民无理，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此外，败诉率偏低，也让部分群众产生了司法机关偏袒行政机关的顾虑。如何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树立司法公正客观的权威，避免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是摆在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告官”激增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其中有喜也有忧，只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一定能够让法治中国更有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