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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我叫付耀波，“百名红通”第39号，因涉嫌贪污罪于2016年2月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被捕。外逃的16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恐惧、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着，自己也时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回国坐牢，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 (2016年07月10日新华网 来源：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据报道，今年以来，全球通缉外逃贪官传来一个又一个捷报，“百名红通”已有36人自首回国接受处理。在外逃人员增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存量也在锐减，再一次提振了群众对反腐倡廉的信心。
贪腐并外逃的人员中，有逃到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也有逃到未与我国建交的小国，有隐名埋姓，也有高调当侨领的。逃到与我国建交国家，引渡很方便，在国外高调“混社会”的，抓他们也方便。但逃到与我国未建交国家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下称“圣格”）的“红通”代表付耀波、张清曌，被逮住时表示是一种解脱、愿意回国坐牢，这就是彰显了反腐的力量所在。
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初，这些贪腐人员，携带资金潜逃到国外，仿佛到了“天堂”，大肆挥霍享用贪腐所得的“战利品”。想不到好日子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就到头了，这些外逃人员在国外“每天都在恐惧、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着，自己也时常想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回国坐牢，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就是外逃贪腐人员心理的真实写照，暗示了违纪违法嫌疑人最后的下场。
外逃“红通”愿意回国坐牢，应该是肺腑之言，是多重压力下红通人员的真实反映，笔者认为，压力应该有以下几重：
一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高压反腐，对“红通”不抓光“誓不收兵”， 即使“红通”把钱糟蹋光也要抓回来审判，党中央反腐决心给“红通”传递了震撼的“末日效应”；
二是中国与多国建立了反腐败合作协议，党中央高度重视“红通”追捕行动，中央主要领导习总书记每到一个国家，都要与外国政要谈及反腐合作，所在国的响应，均对腐败分子形成了“敲打效应”；
三是在党中央的安排部署下，中纪委反腐倡廉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对外逃腐败分子构成“心理战眼球效应”；
四是中央派出多路“猎狐”“天网”行动组，根据相关线索信息到各国，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直接抓捕犯罪嫌疑人，形成了“天网效应”；
五是除极少数良知完全泯灭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红通”心理存在“罪恶感”、“负罪感”，无处不在的“罪恶感效应”，时刻驱使着他们悔过自新；
六是“人非圣贤，孰能无情”，外逃人员也是人，其躲躲藏藏、有病不敢医、有旅馆不敢住的“糟糕旅途”中，更容易想家、想起曾经的亲朋好友，“亲情效应”很多“红通”自愿回国坐牢的动因。
在多重叠加的压力之下，“回家”成为“红通们”的第一个选项不是偶然。压力，像挤海绵，压力传递到位，才能够将海绵里的水挤压出来，如果有压力但力量不足不到位，水依然还藏着海绵里纹丝不动。同理，只有乘胜追击，再对“红通们”施以更多、更重、更大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缓不过神、无处藏身，一网打尽只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