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真言，不是理所应当，这也可贵？

　　应约写稿，总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那结果，常常苦尽甘来，对方编辑会夸赞有加。于是自我感觉良好。

　　却也有例外，就是给周健写稿，隔三岔五的，他会在刊发后给你个电话“这次挖掘得不够深”，“收尾那一段有点沉闷”。甚至有一回干脆退稿，“大作新意不足，这次就算了吧”。乍一听，挺气人。但继而冷静反思，自己笔下这样那样的缺点，的确被他抓住、打准了，他说的是实话真言。于是，每一回过后都令我警醒，令我改进。

　　对朋友的欠缺，直言无讳；轮到他自己分析社会问题，照样如此。最早结识周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他在市卫生局工作，是热心作者，我则是报社编辑。翻开他这部《笔墨人生》书稿，由一些熟识的题目，依稀忆起当年一幕幕——卫生局与解放日报社彼时在汉口路斜对门，近在咫尺，他写完稿件往往就走过来。或者我下去，在底楼简陋的接待室；或者他上来，在四楼朝北的理论部办公室。展读稿件，题材新颖，鞭辟入里，把捏得当，推荐上去后都得到肯定、一路绿灯。

　　他在本报，又在外报，发表了好多直言傥论：批评某些地方侦破工作竟收“办案费”，敦促企业家“走出去”须改变“三不懂”，告诫性病增多背后存在种种丑恶，提醒爱整容者“液体硅橡胶”具有风险性……种种般般，率直道来，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实话真言，不是理所应当，这也可贵？是的，不容易的。否则，大教育家陶行知何必呼吁“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就因一定的时空里，合理的事，未必合“情”——所谓明哲保身的“人之常情”。真话是民众的福音，“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可是，它却也会触犯某些人或机构的狭隘既得利益，遂使若干论者“口将言而嗫嚅”，避得远远哩。这部书稿中，有表扬好人好事的真话，自然皆大欢喜；但批评性真话，据我所知有的确曾惹来反弹（虽然最终这些批评都已成为社会共识）。周健照例一笑置之，依然知无不言，真正做到为文“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柳宗元语）。

　　好在时移世易，讲真话而大倒其霉的时代过去了。周健后来调往市委宣传部下的《宣传通讯》，当上编辑，跟我成为同行。继而当上责任编辑、主编助理，最后竟然是该刊副主编了。批评性的报道、杂感不再犯忌，上上下下保护说真话，这表明我们的社会结构健康发达，叫人欣慰。

　　为人求真，为文求真，最明显的好处，是这样的作者这样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谁愿意花钱买报刊，却读到些不痛不痒的废话乃至颠倒是非的假话？他一准希望的是读到真实可靠的信息、直言无讳的傥论。由此，周健的文章历来颇得读者好评。亦由此，这部汇集其实话真言的新书出版，就是会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