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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计较，也让孩子们深感“压力山大”。不过，这种状况即将终结，因为今年9月的新学期里，上海将在小学全面推行等第制评价，“优秀、良好、合格、需努力”，这样的等第制评价，将取代现行的百分制。对此儿童心理专家表示，百分制下的分分计较，是家长焦虑的根源，等第制评价符合儿童的发展特点，有益孩子身心。（8月29日东方网）
以前“一分之差、天上地下”，现在每个分项只要达到标准，一个班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是“优秀”等级。特别是“等第制”中还有具体的“进步指数”，把“孩子和别人比”，变成“自己和自己比”。上海市瞄准学生综合评价这一教育改革中的“硬骨头”，在新学年开学之际推出创新之策，既是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突破，又是教育界向全社会奉献的“开学第一课”，其多赢之效值得期待。
从小学“等第制”想到了“钱学森之问”。10年前，钱学森曾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如果说，人生接受教育的过程是一列飞驶的动车，那么，上海推行的小学“等第制”，就是这列动车的车头，它的呼啸启程，让人们看到了求解“钱学森之问”的希望。
教育家陶行知曾说：“生活即教育”，然而，在我们的小学教育中，更多的孩子感受的是“教育即应试”。有人说，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眼里，梦想是“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可在疲于应试的奔跑与喘息中，我们的孩子能有这样的梦想吗？“等第+评语”的全新评价体系不是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摒弃以分数论英雄的弊端，突出评价对于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除了纸笔测试外，学生日常作业、课堂表现等都被纳入评价中。这种科学开放的评价制度，将为学生的素质养成与追求爱好释放更多的自由空间。
应试教育模式扼杀青少年个性与自由思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应试教育模式必须从小学开始，从课堂开始，从评价体系开始。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终其一生，对填鸭式应该教育都没有好感。他在晚年时回忆学生生活时，对曾经在那里复读的阿劳中学情有独钟：“这所学校用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仰赖外界权威的教师的淳朴热情，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正是阿劳中学才成为孕育相对论的土壤”。一直以来，素质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上海市“开学第一课”推出“等第制”，生动的见证了素质教育改革的足音越走越近。如果爱因斯坦在世，定会大加赞赏！
当然，小学“等第制”改革需要得到家长的配合、社会的呼应。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多次演讲中一直强调，家长要鼓励孩子培养发展自己的兴趣。他指出：“一个小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小孩身上可能完全不一样。”杨振宁在小学上手工课时，老师让学生用泥巴捏个小鸡。杨振宁把自己的作品拿回家，得意地给父母看，父母夸赞好得不得了，然后问他：“这是不是一根香肠？”就像每个孩子需要家长鼓励一样，小学“等第制”也需要家长以及全社会的耐心与信任。质疑之声可以有，但改革步伐不能停。
“等第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能否显现，关键看素质教育改革的勇气和决心，看义务教育与高考改革创新制度设计的有机衔接。对此，上海是有底气的。早在几年前，国际评估组织就公布过一项结果，中国上海的中学生在数学、阅读与科学等方面的能力居全球首位。在所有的评估科目中，上海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比他们在美国、德国以及英国等国家的同龄人领先至少一年的学校教育。目前，上海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正在积极接轨高考综合配套改革，将“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重点记录与考查学生参加研究性学习、社会调查、科技活动、创造发明等情况，研究性学习取代“埋头刷题”。小学“等第制”推动“重分数”向“重素养”的转变，推动教师评价体系的转变，也将推动高考改革。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创新引领上海的发展与未来，同样，创新也应成为素质教育改革的第一动力和终极目标。万丈高楼平地起。作为发展第一资源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就需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在小学推行“等第制”，彰显上海主政者与教育界具有非凡的自信心与前瞻性。期待“等第制”的“开学第一课”在全国成为样本，期待“等第制”正面解答“钱学森之问”，期待“等第制”的种子结出创新型人才的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