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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国家战略竞争实际是战略境界和哲学思维水平的竞争。有人觉得，国际政治研究似乎门槛很低。如果研究仅停留在“就事论事”和资料梳理层面，或许依靠“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形式逻辑思维就已够用。但要透彻研究相对抽象的战略性问题，就必须依靠理论来指引，否则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因此，战略研究的要义不在于急于贡献什么“锦囊妙计”，而首先是“正心诚意”，其次才是“格物致知”乃至“修齐治平”。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者才能实现有效学术积累，防止“体系流产”;决策者才能在看问题、做决策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犯颠覆性错误;整个民族才能提升是非辨别力，不被那些肤浅、花花绿绿的表象所迷惑。简单地说，所谓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懂得一些哲学基本原理，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事物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量变引起质变等等。
不过，这些理论方法在国内当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运用、贯彻得显然还很不够。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谈及外交部报送的《新情况》时说：“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了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四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研究状况非但未根本改观，反而有日趋加重之势。不少知名国际问题学者在分析问题时，堂而皇之地坚持唯心论立场，使用片面、静止的形而上学方法，这使其看似严谨俨然的研究和论证过程，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言不及义、南辕北辙。
这种“盲人摸象”的研究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国际政治研究旨在弄清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和运行规律，助力谋划国家大政方针。一旦方向指引出现差错，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导致颠覆性错误。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解体，与其哲学的贫困和战略思维的拙劣直接相关。当前，中国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内外挑战和威胁格外严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智力支撑。当前中国“智库热”方兴未艾，经世致用成为学界努力新方向。这当然是好事，但“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想将“好事做好”，不妨在建言献策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理论武器，看其是否够用还是已经过时。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看到的事实、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理论上说，每个学者都可各执己见，但其观点最终是要接受实践检验。衡量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不是简单看其发表了多少著述或媒体曝光率多高，而是看其是否正面回应了所处时代的重大课题，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观点，否则他就会像当年马克思批判的“神圣家族”一样，昙花一现，在历史上留不下一点痕迹。(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新著《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